“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

"木兰从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源于民间歌谣的故事直到今日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女勇士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并且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然而,故事里代表着"中国"的统治者实际应来自本文所要讨论的拓跋部族。近年来,学者们特别注意到了《木兰诗》中的"可汗"与"天子"两种称谓历史,北魏时期的大背景应该最能解释歌谣中的这些细节:当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十六国的分裂后的首次统一,北魏帝王在沿用中原帝王"天子"称谓的同时,还保留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北魏帝王独特的双重面貌。     

论平城时代“大一统”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平城时代是北魏最辉煌的时期,为了应对外部政权争霸与内部民族矛盾,北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构建“大一统”王朝。在疆域上统一北方,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推动了各民族民众密切交往;构建民族认同,推行宽松的民族政策,招揽汉族士人;在文化上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利用宗教团结各族民众。以上举措及其提出的“天下一家”“天下民一”的思想成为当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而其体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则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盖天保墓砖铭考

以大同城东南（平城东南八里）新出土的北魏盖天保墓志志文为据,对墓主人盖天保的籍里、官职、北魏平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从志文提供的新资料,“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对平城东南通向中山（今定州）的官道作了详细推考,首次提出自平城直达定州进而南向中原的战略要道总称定州大道,而史书所载直道、莎泉道、灵丘道则是它的异名或分段修筑时使用的名称。从“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琳”的记述,对照同时期墓葬,特别是大同地区出土的诸多北魏官僚墓葬的形制,指出在北魏平城中后期,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这种颇具生活意味的葬制可能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以远的葬俗有关。     

传言与平城之战的书写——从白登之围解围疑点谈起

平城之战是汉匈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对汉初民众心态影响极大。此后,时人在讨论匈奴问题时经常提及此事。受社会情境、时人心态影响,在近百年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关于平城之战的传言。司马迁在记述平城之战时,受自身价值观及时代局限性影响,不自觉地采信了一些传言,从而造成《史记》关于平城之战记载疑点颇多。     

平城之战新议——以匈奴民族为视角的考察

平城之战的爆发与冒顿以前匈奴与中原政权交战的惨败、匈奴活动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密切相关;在平城之战中,冒顿欲获取与中原政权交战的经验,并通过迫使刘邦屈服以达到获取农耕民族"岁奉"的经济目的,此外,平城一带有着直通塞北的交通地理优势,冒顿选择在此围困刘邦,一旦战事失利,即可利用当地之交通便利撤军;平城之战后,匈奴虽获取了一定的利益,但是长时间的和平损害了其尚武的民族特性,以至于在武帝以降的反击战中接连败北。     

“七七事变”21天北平陷落

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8年的沦陷岁月正式开始。而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刚好3个星期。21个昼夜之间,北平,无可奈何花落去。＂七七＂之后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     

皇帝翻脸如翻书

<正>公元450年盛夏的一天,在北魏平城的官道上,一队皇家禁卫军押解着一辆木笼囚车走向刑场。车内,关押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囚犯。当囚车行到平城南郊时,几十名士卒对着囚犯轮流撒尿,囚犯仰天悲呼:"为什么要杀我?谁能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     

北朝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也是可以达到民族融合的,而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是隐性的和有限的。这些婚姻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孝文帝迁洛后留驻平城鲜卑人的历史命运

北魏孝文帝迁郝洛阳之后，留驻平城地区的鲜卑人的汉化过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第一次是以废太子拓跋恂和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南迁的斗争，其结果是使留驻平城地区的鲜卑人的汉化过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第二次是六镇起义和河比、山东等地的起义，参与这次大起义的鲜卑人在起义失败后经过辗转迁徙，最终也融合于汉民族之中，但这一融合过程是与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鲜卑人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不同的。     

论北魏孝文帝之迁都

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是著名的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性的问题，亦历世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本文着重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集中就其由平城南迁洛阳之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两方面，作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