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外物》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五篇.<外物>全篇结构缜密,各章照应精妙.郭象的篡改误断和曲解妄释,导致旧庄学认为<外物>"杂引博喻""文义不相属""颇琐碎",实属错失佳篇的严重误读.     

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构成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三大矛盾.胡适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的矛盾彰显了一个隐身江湖又留神庙堂,有志文学又寄意家国,留连学术又不能忘情政治的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怀;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并未坚持到底,形式主义立场与他信从实验主义有关;胡适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他对传统文化很深的依恋,胡适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传统.     

宋代尚画之风与题画诗的繁荣

宋代是我国古代题画诗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考察宋代题画诗发展繁荣的原因,尚画之风最为紧要.帝王权贵对绘事的普遍喜好和参与客观上促进了绘画地位的提高,使得绘画在人们心目中不仅不再是只有画工才从事的贱役,而且成为高尚之士的雅玩.上行下效,对画作的收藏、赏玩、题品在宋代蔚然成风.作为严肃的庙堂生活之余的调剂,它一方面丰富了文人士大夫的艺术生活,同时,赏玩之余富含研究的兴味,又极大地刺激了题画诗的写作.     

陈思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质疑

20世纪 90年代陈思和放弃自己 80年代的现实战斗精神 ,提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 :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岗位意识。认为 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幻想靠个人的力量去解决经国之大业 ,有些社会问题应该由专家们逐步改善 ,不能靠外行人的激情与批判去解决 ,因此他极力鼓吹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从他提出的岗位意识、民间文化形态、共名和无名三个方面分析他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实质及不良后果。     

纵贯古今的"平民文学"——解读胡适《国语文学史》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进程呈示出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与庙堂文学或贵族文学两条并存对立的流变线索,而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则是贯穿始终的富有生气与活力的线索;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有意识地以革命的方式继承并推动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的健全发展,而"平民文学"则成了文学革命的义旗与主潮,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曲折之路,但是"平民文学"仍在与"贵族文学"的抗争中顽强地屹立于文学多元格局之中轴.     

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

通过文字构形、出土文献、传世经籍和出土实物的调查得知:瑟早于琴,瑟与琴两种乐器不是如夫妻相伴,而是兴衰交替,其交替过程从春秋到战国渐进。瑟在春秋时期多用于宴乐抒情,与钟鼓是隆重之乐相对立。《周公之琴舞》周公与成王诗前面的序中出现的"琴",应当是战国时代重新组织编排所致。先秦文献不论是内容、语言形式还是组织结构,大都是在流传过程中层累而成,不能妄断真伪。盲目信古与盲目疑古都有害无益。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逐渐具备了分层剖析的条件,对古书形成、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定当更加深入。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