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辛丑之际“惩赵”风波探析

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以内外达成辛丑议和而告终.在所议条约中,惩办“首祸王大臣”成为议和关节所在.时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名列其中,成为祸首名单中颇受争议的一位.从“惩赵”过程看,似是列强步步紧逼,清廷诺诺惟退,背后却是全权大臣、地方实力督抚与列强谈判代表之间多方力量的互动与交织.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的功过研究综述

60年来学术界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研究深受官方评价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历经曲折,近20年来总的趋势是向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项英的新形象已树立起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有六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员工以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一定有经济补偿吗？

【案例】鲁某于2014年6月28日进入上海某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从事电焊岗位工作，每日工资170元。2015年6月9日，鲁某以公司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用人单位提交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后鲁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庭审中查明鲁某2015年1月、2月确实未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其他月份均由公司为其正常缴纳。公司称未缴纳的原因是2014年1月公司进行人事变动，由于人事专员工作交接产生失误，导致一部分员工漏缴了两个月的社会保险费，于2015年4月发放通知要求漏缴社保的员工进行登记为其补缴，并提交该通知以及其他员工补缴记录为证。而鲁某自己未向公司反映漏缴的情况，由于公司员工人数较多，公司对于鲁某漏缴的情况也不知情，现公司愿意为鲁某补缴2015年1月、2月的社会保险费，不同意支付鲁某经济补偿。而鲁某认为，公司人事工作的交接失误客观上造成了本人漏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实存在，本人据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就应当支付本人经济补偿。     

庚子之变中的联军统治与国人心态

庚子之变中,两宫西狩,帝都北京一度被联军占领并驻扎一段时期。本文试图考察庚辛之际联军对北京的具体治理措施以及京师民众的典型心态。借助实时史料的搜集和梳理,笔者力图贴近和还原细节性的历史情境,以呈现这一事件对于北京城市现代转型的起点性意义。     

汪精卫对日观的演变及影响

汪精卫的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因素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汪的对日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发生着演变。留学日本时期,汪对日本充满了羡慕和崇拜之情。巴黎和会后,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二八事变后,他由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逐渐发展到主张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七七事变后,在对日方针是抗战还是谋和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谋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廷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