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雷锋生命价值的三重维度及当代意蕴

雷锋的生命价值从历史、空间、境界三重维度上表现为延伸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雷锋的生命价值符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需要,即符合人的超越性的要求、符合群体共同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是对生命为什么有价值、生命价值是什么、怎样实现生命价值问题的直接解答。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