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

清季中国已开各类通商口岸数十个，但地理分布偏向中东部沿海及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布局缺陷。西南、东北相对孤立，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有效连接，其中西南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四川与云南之间缺乏顺畅的商贸通道，贵州完全没有开放口岸，而云南已开口岸均在边境市镇，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甚远。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省城主动开埠，不设租界，自主管理，权自我操，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省会级通商口岸。省城开埠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优化了西南地区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尝试。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浅论清政府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口岸城市的动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了闽、浙、江三处口岸,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此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时止,广州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大陆惟一开放的口岸和中西交往的前沿。乾隆帝在四个通商口岸中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广州的中外贸易兴盛外,还在于其他三个口岸已形同虚设,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导致广州口岸脱颖而出。     

新疆回族驼运业的调查与研究

伴随着自元代起始的徙居,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新疆回族便开始了远距离经商贸易活动。作为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回族驼运业随丝绸之路的兴衰而消长。到民国后,回族驼运业迅猛发展,在新疆驼运业中,规模最大,经营活动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社会影响最巨。本文依据田野调查资料及文献记载,对新疆回族驼运的组织与功能、通商路线与营运货物、驼运业兴起的原因及驼队的演变、新疆回族现在的经商运输情况等,作了系统论述。     

开埠早期上海虹口地区城市化进程研究——兼论英美租界合并的土地经济动力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研究及规律的总结,主要依据开埠以后上海英、法租界的研究,而对地处苏州河以北的美租界的城市化过程研究较为少见.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1864-1866年上海虹口暨美租界地图》为基础,结合《行名录》《上海道契》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资料,对开埠早期上海美租界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发现1850-...     

城市化与大众化: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

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中国的大众文化于此时初现端倪.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发展历程,致使大众文化仅限于在少数开埠城市中发展.此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已经初具商业性、娱乐性、媚俗性和技术性等特征.     

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以福州为分析中心

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统计方法,以福州为例,研究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的关系,指出近代福州精英群体活跃于国内政界、军界、学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呈现人才集聚的特征。近代福州精英群体的形成,除得益于传统文脉的延续外,与近代开埠有极大关系。都市的繁华,外国势力的深入,市民力量的兴起,商埠贸易的频繁,使近代福州人口流动性增强,民众受教育机会增多。信息来源渠道的拓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能得风气之先,涌现大批优秀人才。     

赵尔丰、张荫棠因《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而起的一场争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张荫棠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身份,与英国代表韦礼敦拟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章程》全文在当时报章一经刊登,即引发时被任命驻藏办事大臣的赵尔丰的异议。本文主要梳理了赵尔丰、张荫棠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争论及清廷对争论的裁决。赵尔丰与张荫棠当时所处位置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赵尔丰由于过去的"事功"显得进取与强硬,而张荫棠处在外交谈判位置"妥协"恐难免。《章程》整个谈判过程是张荫棠与外务部不断协商并在其领导下进行的,外务部清楚谈判过程的艰难与反复,故指出赵尔丰"陈议虽高而于事局不无隔膜",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也同意了外务部观点及处理方案。     

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