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点理性更浪漫

<正>好友邀我到偏远山地体验自然之美,说服我的诱因之一是:可以看到流星。将近5小时的车程,晕到不知天南地北,还好在抵达不久,我就看到一颗流星划过眼前。剎那间的惊喜与感动,盈满我心。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魅力女人最怕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以“未嫁、失婚、嫁错”为最大不幸,那时候的女子,命运大多依附在男人身上,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婚姻不再是她们决定终身幸福的唯一选择。时尚、小资的魅力女人们用幸福粉饰着自己的浪漫生活,擅用智慧的她们忙着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是,你知道吗,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也会深藏着不易被旁人察觉的危机感!简单地说,带来这些危机感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渐增长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丈夫、孩子的过分期待,对自己近乎完美的苛求,对工作的执著,对家庭的牵挂等,这些都在困扰着女人们的生活。     

宋明时期天师道的心性思想

道家 (教 )一直都很注重对心性问题的研究。隋唐以降 ,道门中人对心性问题的阐述无不带有儒释之痕迹。宋明时期 ,心性问题的系统阐释是天师道徒发展天师道哲学的重中之重。作者分析了此时期天师道领袖人物的心性思想 ,并指出它们的儒释化倾向     

"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

《老子》通行本第十九章“弃智”,帛书本作“弃知”,楚简甲本作“弃鞭(偏)”。帛书本、通行本第十八章支持“弃知”、“弃智”的文本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增,通行本第三章、第六十五章支持“弃智”的文本系晚于帛书本的后人所为,并非老子原有思想;帛书本、通行本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三章及帛书本第十章有否定“弃智”、“弃知”的文本。所以可以认定:“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为。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