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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学者拉宾认为,考虑到《1844年手稿》中的第二、三手稿广泛运用了关于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的摘录资料,而第一手稿中却没有引述这些资料,故设想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不是一气呵成写出的,具体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先作了萨伊和斯卡尔贝克的摘要,即第一笔记本,然后作了斯密的摘要,即第二、三笔记本。与此同时,马克思写出了《1844年手稿》的第一手稿。在随后的第四和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对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要),从而最终完成了第二、三手稿。我完全同意拉宾的假设,除了他所说的原因外,我发现从两文本的内在逻辑上也能证实这一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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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学人开始把译介欧洲学术著作当作开启民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西风东渐,一度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无庸讳言的是,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严谨的学术研究蜕变为以政治需要为中轴的臆想和武断。改革开放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潮再次兴起,但是由于以前过度的思想禁锢和与之相伴随的学术训练的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还处在一种较低的阶段,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张一兵先生《无调式的辩证想象》出版了。它让我们既惊异又欣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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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5-17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出“新国际”概念,作为“站边”马克思主义,对弗朗西斯·福山所谓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回击。德里达说这个“新国际”没有地位,没有标题,没有名字,没有党派,没有国家,然即便是从来没有信仰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也终将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得到鼓舞。因为德里达一以贯之的文字游戏文风,《马克思的幽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多遭质疑,伊格尔顿就称其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学界在经历了最初的疑虑之后,几乎是给予了德里达的“新国际”概念以一面倒的赞扬。在哲学与文学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张一兵、盛宁、莫伟民等。在这些宽容而不乏客观的分析背后,应是“时代脱节”的历史语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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