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西北竹枝词民俗文化价值论略

张澍是清代竹枝词发展史上重要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既创作西南竹枝词,又创作西北竹枝词的诗人。他以西北人的眼光来审视西北,对西北地区的文化习俗进行了历史性扫描,勾画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民俗画面,涵盖了山川风物、民间文学、饮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幅包罗万象的清代西北民族风情画卷,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精神和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思想史、民族史和民俗学价值。     

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

张澍《观西夏碑》诗虽然存在诸多失误、缺点和不足,但由于它作于张澍晚年学问成熟时期,其内容涉及西夏文字的创造、西夏历史的编纂以及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体现出张澍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深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线索。     

明代杨时伟《诸葛忠武书》的文献价值

历史上诸葛亮文集整理有两种思路,一是事类编排法,二是文体编排法。前者以明代杨时伟的《诸葛忠武书》为代表,后者以清代张澍的《诸葛亮集》为代表,后者有中华书局刊印的通行本传世,前者除四库全书全文影印外,尚未见任何出版社刊印,说明杨著还没有引起重视。《诸葛忠武书》的价值有三:一是《诸葛忠武书》有意纠偏而作,其撰述目的和对王著材料取舍值得肯定;二是《诸葛忠武书》保存了大量事实材料,并对这些材料有考辨,有说明,有存疑;三是《诸葛忠武书》可以和清代张澍的《诸葛亮集》相合而观,合则双美,离则两弃。     

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

张澍的西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金石学两个领域。具体来看,在史学领域体现在《西夏纪年》和《西夏姓氏录》的编写上,在金石学领域体现在《西夏天民安碑》的发现上。     

乾嘉学者张澍姓氏学刍论

乾嘉学者张澍为清代姓氏学的集大成者,他筚路蓝缕穷其一生研究中国历代姓氏,所著《姓氏五书》,体例严谨,珠玑贯穿,方法独到,既博且新,不但勤于辑撰,而且考证精审严密。张澍以独到的眼光,坚韧的毅力,广博的知识,娴熟的治学能力,对中国古代姓氏的错乱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系统性的厘清订正。其姓氏学研究不但具有创发性,而且学术价值及其影响极大。     

简论西方学者早期西夏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西夏”似乎毫无所知。此后,居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在考察居庸关云台六体刻经时,发现了他们并不认识的西夏文字。他们通过时“西夏碑”的研究,知道居庸关刻石不识之字为西夏文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早期西夏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和误解。本文对西方学者是何人、何时最先研究西夏的,西夏文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考定”的,所谓有人从12枚西夏钱中得识40个西夏字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方最早研究西夏的学者是英人伟烈,最早“考定”西夏文字的是我国学者张澍,所谓用12枚西夏钱币认出40个西夏字是一种误解。     

张澍：清代甘肃又一藏书名家

清代中叶,当乾嘉考据学派的飓风席卷中华大地时,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的甘肃也出现了两名著名全国的学者,这就是甘肃的"二澍",即邢澍和张澍.张澍不仅在金石学、文献学、方志学、西夏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而且是一代藏书大家.张澍的学术成就,不仅得到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等学术大师的肯定,且为当今学术界认同,但其藏书事迹鲜为人知,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中也难寻觅.文章通过对张澍藏书事略的考述及藏书文化背景的分析,还其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应有地位,并以此展现甘肃文化之盛况.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