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学系的地方行政实践探析——以张群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其成员或曾入阁南京国民政府,或曾担任省市地方大员。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曾经主政上海、湖北、四川,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能够积极施政,为推进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而努力,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新政学系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实践经验并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张群与抗战时期的川政

抗战时期,张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利用各种政治手腕夺取川政。张群主川期间,一方面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分化川康军阀,使川康实力派基本上被消灭。另一方面发展经济,稳定后方,调动川省人力物力为抗战服务,因而对于抗战功不可没。     

周恩来说，张群可作交换张学良的筹码

张群1949年1月担任西南行政长官之后，很快到四川上任。他把“团结、自卫、自给”作为自己施政的三大要旨，想竭力稳定西南形势。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正调集雄师百万，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全体和谈代表滞留北平，     

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1939-1947)

1935年2月川政统一后,川省政治充斥着各方政治势力的冲突与较量,这些冲突与较量影响着县长人事的整顿.川康实力派刘湘为有效控制地方,培养了以县训学员为主体的骨干力量,其时县长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为县训学员.随着1938年刘湘去世、蒋介石与张群先后主持川政,县长选用制度发生了变化.甄审合格人员取代县训学员成为县长的主要来源.另外,张群时期对中央特交人员及县长考试及格人员的任用,也给予相当重视.蒋、张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与中央力图削弱川康实力派、将四川地方纳入中央轨道不无关系.     

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蒋介石对汪精卫叛逃的制度因应

抗日战争伊始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致使副主席汪精卫在法理上和实际运作中都具有和主席蒋介石近乎等同的权力。汪精卫离渝叛逃后,蒋介石立即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授意秘书长张群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张群为蒋介石延揽一批拥有留学背景、曾在大学任教、从政经验丰富的幕僚人员。秘书厅在战时政治运作中,肩负起协调战时党政军各机构的重任,充分响应蒋介石的制度安排与集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