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分财异居:两汉豪族之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豪族之家,指贵族、官僚和富豪之家。这种家庭往往是“门宗广大,姻亲众多”,但是,同居共财的大家族生活并不是这些豪族之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形态,东汉以后所谓“推财让弟”、“推财兄子”、“推财弟子”的记载比比皆是。正说明分财异居现象之普遍,真正同居共财者还是十分罕见的。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关于后汉豪族势力的个案研究

与冀州巨鹿耿氏相比较，右扶风茂陵耿氏与其虽然同属一族，但由于其豪族势力的据点不同，所以其成长、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各异。以右扶风茂陵为据点的耿氏将发展其豪族势力的舞台设在了边关，而后汉朝廷也恰好借助了这一集团的势力来巩固国家的边防。从耿民第三、四代的事迹动向，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

青州麻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极有影响的强宗豪族。从这个家族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强宗家族在基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显著特点。而这个家族的兴盛与骤衰，又充分表现出了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与强宗豪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叙述分析麻氏家族这一个案，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强宗豪族具体情况的认识。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朝豪族与社会救济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困窘,北方的豪族积极发起并参与社会救济,对宗族、姻亲、邻里、乡党乃至于陌路之人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免于破产流亡,乃至铤而走险.这些救济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有助于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为各地豪族赢得了良好的公益形象,但也造成宗族、宾客对于豪族的人身依附,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