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徐中舒古诗考订方法综论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徐中舒先生借鉴前人古书年代考证方法和理论,穷原究委,综贯会通,高度重视古诗著录、拟作、称引、诗体、文字、特别名称的同时,积极寻绎历史、地理、习俗、思想、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的证据,建立起以文史互证和多学科知识相互配合印证为特色的新的研究范式。徐氏古诗考订方法论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值得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和史学界借鉴。     

弦歌不辍、继往开来：跨时代的川大考古

1960年,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大学创建了“考古专门化”,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1956届学子成为首批考古专业学生,标志着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成立。这是继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之后,中国首批设置培养考古学专门人才的高校之一。此时的川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首任川大考古专业主任是冯汉骥教授,而历史系主任则是徐中舒教授。     

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创新与求真——《童心求真集》序

四川大学林向先生的学术文集<童心求真集>就要出版了,这当然是历史、考古学界以及关注四川历史文化的人们都极为欢迎的.林先生是我多年老友,蒙他不弃,在论文集付排同时,即将底稿悉数复印寄示.这些广受称道的文章,大部分我以往曾经读过,但辑集在一起再次通读,对林先生丰富多彩的学术成就便有更多更深的认识.这是本书读者都能直接体会的,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我想谈的,只是几点粗略感想,希望对大家多少有些帮助.     

徐中舒先生与夏商史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的研究 ,成果丰硕 ,造诣精深 ,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中舒先生与川大古文字学

川大古文字学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开创，所谓“一树百获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取得了累累硕果，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冷门绝学浡然而兴。笔者作为徐先生晚年的学生，师从先生敬承教诲近10年，任教川大已近40年，也是川大古文字学建立发展的亲历者之一，逢此盛景，备受鼓舞，故撰此文以述往事，勉来者。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