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在藏汉之间——《清史稿·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

《清史稿·德宗本纪》的"瑞洵初稿""终订底稿"和正式刊本对涉藏史事的记载,经历了较为审慎的删改过程。这些删改大体妥当,也偶有失误。清史馆同人中,满、蒙、汉各族文士均有,《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堪称满、蒙、藏、汉四族之间的一场"史学合奏",其中体现的多元民族一统史观并非汉族文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清史馆内各族文士的自觉和共识。     

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德宗前,宦官收养子嗣之风盛行。德宗时颁布诏令,在收养资格、养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但却给宦官收养子嗣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养子在德宗时成为一种制度。养子制度与宦官典掌禁军及出任监军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促成唐代后期宦官大权独揽,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     

“隐士宰相”李泌奇事钩沉

<正>李泌,唐京兆人,幼时就以才思敏捷著称,博览经史,工于诗,善口辩,尤其对于《易经》有精到的研究,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等都非常器重他。曾经上书唐玄宗建言当朝政事,玄宗很赏识他的见识,令待诏     

刘禹锡诗歌创作道路之我见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道路是有其独特性的。这决定于他坎坷的生活道路——他不仅和中唐时代的其他进步诗人一样感应着时代的潮汐,而且还曾被卷入那一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旋涡经历了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所没有经历的遭遇。他力图为时所用,乘时建功,结果却为时所弃,因时获罪。 刘禹锡是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所积极投身的“永贞革新”有着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较为深远的影响,其目的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次革新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宪宗执政后,革新派成员纷纷被放逐出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之贬”。刘禹锡始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追贬为朗州司马。既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故     

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唐德宗即位初期,唐朝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德宗为腾出手来处理国内战乱创伤和对付骄横不臣的藩镇,对吐蕃采取了以和为贵的政策,主动修好唐蕃关系。然而,在唐朝平定泾原兵变过程中,吐蕃借口唐廷没有兑现诺言,于贞元二年重新挑起战争。贞元三年,吐蕃在平凉会盟中又截杀唐朝与盟人员,这标志着德宗和蕃政策的彻底破产,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唐之腹地关陇地区。在此背景下,唐廷采纳宰相李泌的策略,不仅采取正确的抵抗方式和与御边措施,而且还利用西南战场来牵制吐蕃力量。经多年惨淡经营,京都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致使吐蕃不能像先前一样动辄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长安了。     

最可怕的一种小人

正所谓小人,就是品行低劣,做人做事阴险狡诈之人。小人很可怕,因为他们总有一颗害人之心,而且他们躲在暗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干出陷害他人的事来。小人可怕,而有才华的小人尤其可怕。何木风《无中生有·中国历史上的诬告往事》一书,讲述了两个手握重权却精于算计陷害他人的故事。李斯是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位至宰相,他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然而,这样一     

书法家——颜真卿

正颜真卿,开元(713年-741年)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德州)任太守,人称颜平原。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颜真卿,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半年后,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下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     

唐代的求言与上书制度

唐代中央政权为了随时获得外界的各种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建立和完善了从下至上和由上至下的各种了解信息的渠道。在这些信息渠道中,求言和上书制度是比较重要的一种。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唐朝廷得以在广泛的范围内了解各种意见和情况,作为中央决策时的参考。求言与上书所包括的范围,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直到平民,构成了不同而又连续的层次。     

论唐朝皇帝的无神论思想

无神论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这些无神论思想,大量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产生并表现出来,当然有时也借助于一些统治阶级人物的思想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也还有一部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斗争中产生,通过某些皇帝提出来的。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史,自然也应该包括后面这一部分的内容。尽管它所占的份量较小,但其作用和地位却不可忽视。然而,过去学术界的各种无神论思想著作,对于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无神论思想,往往避而不谈,甚至讳莫如深。这种情况,不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在中国无神论的发展史上,缺少了重要的一环。而且由于这种情况,使历史上的一些无神论思想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唐朝建国以后,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使团的规模由开始时的两艘遣唐使船,后来增至四艘,乃成定制,总人数由一次二百多人增至五百人以上。除正式遣唐使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来到中国,唐朝也有道睿、鉴真等名僧东渡日本传播佛法。通过中日频繁的交往,佛教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日本僧人道昭先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后又到相州隆化寺随慧满学禅宗。日僧灵仙精通梵语和汉语,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来到长安,曾与僧人般若共同翻译佛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