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之关系

宗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与封建国法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宗法观念的遗毒,对依法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的徽州儒商——黄山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程国军

古代徽商，亦贾亦儒，贾道而行。今日黄山，新贾新儒。人才辈出。程国军就是千年徽文化底蕴的土地上孕育出的新徽商的杰出代表。 程国军，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安徽大学研究生学历。初见他的人都会认为他就是一名温文尔雅的年轻学者。然而，他现在已经是黄山茶城、黄山徽商国际大酒店的总经理。一位年轻一代徽商的成功人士。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徽州蜜枣的加工

徽州蜜枣又称为南方蜜枣或南枣,是指安徽歙县,浙江义乌、兰溪、金华一带所产的名枣。徽州蜜枣以鲜枣、白糖、蜂蜜和麦芽糖等加工而成,其加工工艺如下。(1)原料选择果型大、果肉丰厚疏松、果核小的枣为原料。鲜枣采收要在白熟期。此期采收的果实加工蜜枣时煮枣时间短,吸糖率高,透明度大,成品质量好。(2)切缝、洗枣将鲜枣切割出许多有规则的直纹以利于吸糖。每粒鲜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关于开展“徽州税文化”研究的几点想法

市委市政府建设“三个大市”的宏伟目标，激发了各地各部门极大的工作热忱。黄山市地税局最近又作出一篇漂亮的“徽文章”。本刊隆重推出，希望引起更多响应。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