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悲情意识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级的和多文化的。随着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国际体系中的力量逐渐多元化。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眼下,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看来,中国正在崛起,并且可能成为世界的大国、强国。但是,在中国国内看来,因为几千年来悲情意识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中国国内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崛起这一点。而悲情意识属于社会意识和民族情感的一部分,应该在国家崛起中得到认同。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悲情意识来阐述,悲情意识在中国的具体状况,悲情意识对中国崛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中国在崛起中应如何正确的对待悲情意识,这对中国的崛起之路也是很有意义的。     

台湾的沉沦与祖国大陆的崛起——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

台湾的民主进程在马英九高票当选后,创下新的里程碑;对于两岸人民来说,这是创造和平的新契机.台湾民众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了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在取得文化认同的共识前,"沉沦"的状态是必须经过的阵痛.被任意抛掷在任何一种威权的统治下,都是违反人性的.两岸人民应该丢弃历史的包袱,从错误的悲情之中走出来,思考人之为人的在世意义,从错误中学习,把握大国崛起的真意,朝向世界公民的理想前进.     

从《九歌》看先秦时期楚人的悲情

《九歌》以天地人神的恋情为主旋律,以悲剧为主基调,抒发了沅湘一带人民的悲情。其浓重的人生情味与深情的赞歌构成主歌的主题,也体现了先秦时期沅湘人民复杂的思想感情,从而折射出屈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古诗十九首》意境创造的悲情倾向及多重性特征探究

意境的创造离不开情与景两大因素以及由情景融合而产生的审美想象空间。换个角度思考,就是说意境的创造必须能很好地表达作者的某种情感倾向,且意境创造的特征应具有多重性。《古诗十九首》意境的创造就是这种创作理论的典型实践,《古诗十九首》呈现出情景交融的表现方法特征、虚实相生的结构特征、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古诗十九首》还开创了悲情意境创造的先河,成就了它"汉代五言诗之冠冕"的美誉。     

《洛丽塔》,你为谁存在?——论《洛丽塔》的审美价值

《洛丽塔》是二十世纪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最有名又最受争议的一部小说。该小说有着诗一样的语言,也有着被世人认为极"不道德"的内容,因此被褒贬不一,甚至屡屡遭禁。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品,无论它经历了什么,一定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以其优美如诗的语言构造了一个迷幻如梦的成人童话,让每个走进童话的人都会收获不同的审美体验,如优美与悲情的融合、悲剧与喜剧的叠加、崇高与滑稽互现等等。     

“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开篇就宣称此书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写"情"的,是"一篇尽情文字".<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是指"儿女之情",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之情发泄一二","儿女之情"是"情情"与"情不情"的统一."情情",是指"谁对我有情,我即对谁有情."是对爱情的专一,情之所钟,一往情深;"情不情"是指对所有人和物都付诸真情,是一种博爱精神.<红楼梦>中的"情"又是一种悲情,揭示的是作者"情"的破灭、审美理想幻灭的悲剧.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浅论李煜与赵佶其人其词

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风流才子和昏君,二人都是痴情于文艺却无能治国的典型。由于他们在身份地位、生活环境、才能资质和人生经历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现实人生的身世、性格方面,还是在具体的词作中所宣泄的情感内容方面都具有一种浓郁深沉的悲情意识。     

早生华发：老沈的收藏悲情

收藏投资总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收入，本无可厚非；可是一旦陷入贪多的境地，有时往往无法自拔。谁不想在古玩收藏市场上捡漏儿？谁不想过把发财的瘾？说残酷点儿：您得有那财运。     

生命悲剧意识与悲情意识：《秋风辞》的两种释读

《秋风辞》作者问题实可存疑，由此带来两种释读方式，且都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理结构：1．若确为汉武帝所作，则是最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其“圣君”胸怀，是政治本体的极度乐感；却不能改变“衷情多”、“奈老何”等悲剧与困境，正是生命悲剧意识；其指向是对有限性、悲剧性的审美超越，进而事功追求。2．在作者“佚名”前提下，则体现了悲情意识。全面涵盖了感性生命，即时间、共在、欲求、价值等方面；融有多重悲情，所谓悲情意识是觉知到悲情是人生与历史的常态；更易“弥合”，消解方式即感性生命的深情体认和情理融合的审美境界。     

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

世界语理想的滋生是在世界主义的大国思想环境下营造的.世界语寄托了《新青年》对传统政治(包括)当局的不满、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旧文学的愤恨.语言文字的政治工具情怀使得世界语一开始就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诱因.在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诉求上,《新青年》一开始是将"语言"和"文字"的剥离作为起点的.世界语的提倡在当事人看来则是文学革命的深化.将世界语作为通向大同的路径只是一种"人造的理想",是倡导者历史悲情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