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浅评电影《朗读者》

《朗读者》是一部思想严肃的电影。如题目所显示的,对于汉娜来说,识字与朗读不仅仅意味着掌握了技能,也意味着生的尊严,更意味着对生命、对时代的反思和责任。汉娜因反思、悔悟而以死谢罪。电影也展示了哲学家阿伦特发明的一个新词:平庸的恶。恶之平庸而非极端,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大众判断力的普遍缺失,由此导致犯罪而不自知。同样的,电影中所展示的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也告诉人们,有一种自然法或道德法,高于所有的成文法。如果说成文法具有历史性,因国家不同而不同,那么自然法则具有超越性,它规范着人类的行为,是评判人类行为的最高标准。此外,电影中汉娜,在监狱学会了阅读,学会了爱,也承担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值得人们深思和学习。     

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之分析

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均为西方人文领域的重要思潮,对学术界和社会各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的交汇点在于共同致力于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因而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诸多显著差异,以故对其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小说中“恶媳妇”形象解读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是明清时期两部重要的家庭长篇小说,作者比较宏观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所写的婆媳关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和《歧路灯》中的巫翠姐都是"恶媳妇"的典型。这种"恶媳妇"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形象的祛魅——论本雅明的视觉思想

视觉文化转向使视觉形象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形象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它拥有光韵。光韵具有不可接近的神圣性、此时此地的本真性和凝神静观的视觉性。在本雅明的形象思考中,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形象被"祛魅"了的艺术,即"后光韵"艺术。"形象的祛魅"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打碎笼罩在形象周围的神圣光环,使其人性化、世俗化;二是形象的去审美化,即打破美的形式规范,使形象变形、扭曲、夸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片段的、谜一样的视觉形象"。     

从平庸的恶的角度看失信企业普通职工的责任

失信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往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全部指责,而鲜少有人去指责这类企业的普通职工,其实这些企业的普通职工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文章通过借用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分析了失信企业普通职工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指出了应培养职工的后果意识和责任意识。     

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

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决定了老子的道与其说是一种思知的"有无之辨"的道,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屈伸之间"的道,它使自身最终通向的并非是西方式的去伪存真的真理形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以屈求伸的生命辩证法。这种生命辩证法,不仅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使诸如弓箭意象、水的意象、龙的意象以及势的意象这些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成为可能;也以一种"体用一源"的方式,使以屈求伸的精神贯彻在从武术、军事、政治到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而以其身、道的完全合一使中国文化彻底实现了从原始的神秘主义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一神的祛魅化的思想转型。     

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出路

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但在这种“另类的繁华”之下也出现了文学经不起阅读、文学韵味和审美淡化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媒体时代文学写作本身已经遭遇“祛魅”的过程,同时,作家在市场、利益等多元因素的驱动下,丧失了艺术创作必要的坚守与根基.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目前遭遇的困境归咎于技术与市场,文学的困境实质上是人性的困境.因此,对于文学的拯救,便也只能从人性的救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