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征讨都督探讨

南朝时期,国家为了适应征伐战争的需要,一般都设置征讨都督来统帅出征的军队。这种征讨都督在当时国家的都督体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战争的不断发生、朝代更迭频繁以及军事制度的诸方面较之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南朝的征讨都督的设置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南朝国家以多种方式设置征讨都督。南朝征讨都督的等级区分,是承袭东晋的制度而来,可是与东晋比较,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南朝国家征讨都督的军事惩罚权较之东晋时期明显地提高。但是,南朝征讨都督是为了征讨作战而设置的,因而,一般在征讨作战结束后,国家自然也就撤消对征讨都督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就不是长期的,在南朝,都督诸州军事到他所辖的都督区外作战,不是他担任都督诸州军事所具有的权力,而是他担任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因此,担任征讨都督是都督诸州军事到其所辖的都督区外进行作战的前提。都督诸州军事与征讨都督任职之间具有这种关系,自然就使南朝国家的地区防卫和征讨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的等级划分与权力演变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是地方行政军事化、名号"品位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重要反映.曹魏时期地方官加节仅有假节与假节钺两级区分,并且对假节者和假节钺者的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西晋时期才根据拥有权力的大小将地方官加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将钺的授予对象限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和重大军事活动的征讨都督.魏晋及宋前期,加节的地方官拥有三项重要的权力--发兵权、指挥权与专杀权.宋中期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地方官加节者所拥有的由节带来的巨大权力一步步丧失.隋及唐初,随着统一王朝、强大皇权的出现,地方行政向民事化回归,地方长官加节成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加号.     

《梁书》纪年校勘二则

一 <梁书>卷四三<韦粲传>:"右卫朱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日:'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迁通直散骑常侍,未拜,出为持节、督衡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衡州刺史."(中华1973年点校本,下同,第605页)     

《南齐书》考疑(二十)

《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 "升明三年,太祖将受禅……出太子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北魏征讨都督考略

北魏征讨都督的设置 ,应始于明元帝泰常年间 ,从太武帝之后 ,在制度上开始完善起来 ,并具有诏令任命、加将军衔、持节、称号不统一等四个特点。北魏设置征讨都督的目的 ,在于加强外征内镇战争的能力 ,因而征讨都督具有多方面的军事权力。征讨都督的设置 ,与北魏国家的将军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南齐书》考疑(二十二)

《卷三十二.王琨传》“出为持节、都督广交二州军事、建威将军、平越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中华书局1972年1月版点校本,第578页,下同)按: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云:“‘平越将军’,按《宋书.百官志》有四平将军,无平越将军。广州刺史往往带平南将军军号,‘平越’疑‘平南’之讹。‘平越中郎〔将〕’张森楷校勘记云:‘有平越中郎将,无平越中郎。’按《通典.职官典》:‘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理广州,主护南越。’此脱一‘将’字,今补。”今考《宋书.百官志》,建威将军,官第四品;而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将军则官第三品…     

西汉持节制度考

汉节在汉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持节者可以代表皇帝,权力甚大.汉代"节"形状应从周代的"旌节"发展而来,但却保留了周代使节代表君权的政治意义.汉代"节"只有皇帝才能设立,称为"汉节",诸侯国或地方政权没有权力设"节"."节"上旄的颜色,秦汉时期有着变化过程.秦代为黑色,西汉初期为赤色,汉武帝时第一个旄节改为黄色,刘贺时将黄旄改为赤色,汉宣帝时又恢复为黄色.西汉持节行事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发生,除了持节护卫皇帝、代表皇帝处理一般政务外,持节行事的主要目的和作用表现在处理重大政治事件、出使少数民族及周边诸国、主持重大礼仪活动、丧葬中持节视丧、从事巫术等神秘活动、巡行天下,安抚百姓等方面.汉代持节者多集中于三公、九卿,其他官员持节者较少,其中又以九卿中光禄勋数量最多,或许与皇帝关系密切有关.     

江南文人的西南印象——洪亮吉督黔诗的贵州书写

洪亮吉乾隆五十七年奉旨督学贵州。宦黔三年,他推重教化,擢拔士子,提振了贵州的文教水平,口碑颇佳。督学间隙足迹遍历黔中大地,挥毫描摹黔地山川水文、习俗民风,留存督黔诗逾五百首,后收入《黔中持节集》《关岭冲寒集》《莲台消暑集》等诗集中。与富庶的江南水乡相比,贫瘠的黔地边陲更能激起洪氏的相异性书写,他从地容地貌、历史人文、民风民俗等维度展示了贵州特色,刻绘了贵州形象,或正面比照,或反面猎奇,或中性肯定,或幻想夸张,不但提高了贵州山水题材诗的艺术水准,也推升了贵州的知名度,使黔地民风民情逐渐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