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油画创作中的线条

从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从中国绘画到西方绘画,从原始时期的成年人到所有时期的儿童,人类对于世界的描绘,总是从线条开始。线条在绘画创作中被赋予了独特的艺术生命力。本文主要通过对油画创作中线条的运用与抽象表达进行分析阐释,揭示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用游戏与儿童的世界接轨

游戏是玩,能够让孩子快乐;游戏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能够帮助孩子表达.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要谈心中的困扰很难.并不是孩子不愿意讨论,而是他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或思考技巧来表达.这时候,游戏就成了通往孩子内心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