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

华夏中心意识使夏夷文野之分成为夏夷之辨的主流观念。夏夷文野之分又因民族矛盾和中外文化冲突而出现两种极端保守的表述形式———夏夷人禽之别和以地之中外划分夏夷的主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言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日益凸现。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庄子的“言意”之辨看文艺审美活动的特征

文艺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往往是先求诸言意之表,然后超越媒介形式而进入到无言无意的审美境界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在我国古代美学及艺术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老庄的虚无学说及其对言意之辨的论述,既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更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它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必然渗透到国人的审美意识之中     

《助字辨略》与《经传释词》虚词研究比较简

刘淇的《助字辨略》在我国虚词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虚词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并提出虚字以表“性情”论。《经传释词》是又一部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其体例严谨，论断精审，向来为学术界所称道。作为清代虚词研究的代表，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角度的研究特点和所达到的目标。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对于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为"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研究对象多方面联系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现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反思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处于所谓"后发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一直在艰难行进着。由于学术话语规则、评价体制乃至于学科的分类等基本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学人不得不由几千年的经史子集传统向着现代学术靠拢,而在靠拢过程中,也就难免产生进退失据的惶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