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新体诗的始祖——《新体诗抄》

日本近代翻译小说与政治小说启发人们移植近代西方文学理念，给处于转型期的日本文学表现形式带来了改良的机遇。     

吴均在五言诗形式上的探索及其成就

本文通过对吴均、谢、王融、沈约、何逊等诗人的诗歌从声韵这一角度作定量分析和比较,认为吴均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阶段中,起过不可忽略的积极推动作用,其贡献主要有两点：一、吴均主要创作五言八句、正言十句和五言四句,使新体诗从体式上趋于定型化;二、较永明诗人,吴均进一步加强了对偶意识,并初步探究出了对偶在诗中的最佳位置。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断裂还是继承——新体诗与旧体诗关系新论

新体诗是从旧体诗演变而来的，旧体诗与新体诗之间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新体诗在运用白话进行创作的同时，应从文言中吸取有益的成份，以保证新体诗的健康发展；新体诗在解构旧体诗外在律的同时，也应继承外在律中的优良传统，使诗歌具有音乐美；新体诗在不断地探索新的文体形式的同时，应继承旧体诗在句法、文法上的合理因素，给现代诗歌提供相对稳定的文体形式。只有这样，新体诗才能得到完善与发展。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四军军歌》的产生

伴随着《新四军军歌》威武、雄壮的歌声，时光仿佛又回到70年前的安徽泾县云岭。话说1939春，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议创作一首新四军标识性歌曲，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4月，陈毅写了一首回顾新四军战斗历程的新体诗《十年》，并将其交给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等人修改。这首诗就成为《新四军军歌》歌词的初稿。     

论古典诗体形式的形成与变异

古典诗体由近体诗和古风体组成,古风体是近体诗的别样形态。广义的近体诗由新体诗和狭义近体诗两种体式构成;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大体经历了由前古典的散文与诗的混合,到古典时期的近体诗时代,再到宋人以文为诗的三大历程,也经历了线型结构、对仗性结构和涵纳对仗因素的线型结构三种诗体结构方式。     

刻苦与创造──论苦吟

“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与近体诗的成熟以及诗人对声律的吟咏把玩有直接关系。苦吟是一种刻苦的创作状态，苦吟者普遍具有僻、痴的性格特征，其诗歌风格也自成一体。“推敲”即选择、创造，属于“妄想揣摩”而非“即景会心”，其本质是创造了“第二自然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