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新声”与词体艺术之先导——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另面观

"温李新声"作为晚唐诗坛上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绮艳诗风的标示,是那个时代一部分才士心理的典型结晶。它的出现不仅使唐诗的发展回归于"缘情体物"的传统,还将大历以来正式确立的"缘情构景"路线提升到虚拟与象征并用的"因情造景"阶段,对深入开发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心灵熔铸物象有独特的贡献。其"婉曲见意"的表达方法则生成了作品特有的绵密深曲的体性和朦胧隐晦的旨趣,反映于诗歌意象的密实化、意脉的跳脱化和意境的空灵化诸多方面。而其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更在于为诗体艺术向词体艺术的延伸作了先导,体现出古典诗歌意象艺术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元曲曲体的形成

探讨元曲的形成，首先要注意元曲曲体的形成。在促成元曲形成的诸因素中，不仅应当重视传统诗词和音乐的影响，更应注意时调新声的作用。文人的参与和艺术消费者的需求，是元曲形成的催化剂，艺人歌妓是元曲艺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误收诗一则

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四》(第2511页)收有诗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作者归于陈后主(陈叔宝),其所据为《南史·张丽华传》(案:当为《南史·张贵妃传》)。查《南史·张贵妃传》:"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     

论春秋政治礼俗背景下的“诸侯自主诗乐”

宗周礼乐文明对地方诸侯有强大的典范作用.西周时期,诸侯国得到王朝的“赐乐”“颁诗”,并未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诗乐.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政治礼俗环境下,开始通过“特制”和“采录”两种渠道创制“诸侯自主的诗乐”,以符合本国典礼歌唱和娱乐审美的需要.在这一礼俗环境和诗乐机制下,春秋诸侯诗乐并不局限于讽谏的功能目的,因此,传统有关《国风》“乱诗”“淫诗”的政治道德性评价也值得驳正.     

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孜孜以求 焕发新声——评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

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状况,学界常常用"由附庸蔚成大国"来概括,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评价则大多以"滞后"而论之.创作与理论为文学的轮之两翼,缺一则不可.     

论柳永新声创作与宋词之繁荣

柳永以教坊曲调的改造 ,歌妓之民歌俗曲的改造和自创曲调为其创制新声的三大来源 ,在词的体制、题材、语汇、声韵与技巧诸方面广有突破。柳词能俗能雅 ,能淡能艳 ,能细能豪 ,风格多样。柳永的新声创作成就卓著 ,影响广远 ,开拓了宋词创作的新时代 ,直接推动了宋词的繁荣 ,是词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