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中国新文化的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创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古今中西”之争 ,选择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 ,注意对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发掘和批判继承 ,在文化上的可喜创获不仅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而且为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信息时代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时代已经初露端倪。在信息技术革命面前 ,一个国家只有顺应时代的变迁 ,积极应对、创新求变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否则的话则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我国在 2 1世纪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以便能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 ,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根据时代特点、兼顾中国国情和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 ,为我国在 2 1世纪的崛起制定出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     

试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功能越来越明显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这就对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加工 ,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1] ( P854 ) ,在继承、发扬、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价值重估的尺度──论五四人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重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导致了对新文化运动阐释的许多混乱。其实，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实践早已证明：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也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尺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用以比较和判断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价值标准不是别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因此也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质。正因为这样，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从伊拉克战争看美与法德冲突的深层原因

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与法德在对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不同，双方关系跌宕变化。盟友虽不致反目，但变化必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美与法德在安全观、战略理念和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分歧等深层次的原因所造成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论陈独秀批康批孔

《新青年》创刊本是辅导青年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放眼世界,介绍各国学术思潮、以备攻错。但尊孔派在袁世凯倒台后,公然要求以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奋起反击,论证孔教不是宗教;孔子学说已不适现代生活;孔教不能定入宪法。     

家庭教育方式对幼儿安全感的影响

安全感在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作用,儿童具有安全感,是其心理、心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理性的家庭教育方式,会对儿童产生积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健康成长。而儿童安全感的形成,与其幼儿时期家庭教育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便是以此为论述观点,探讨家庭教育方式所产生的安全感对幼儿健康成长影响。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