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

本文以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三毛的《撒哈拉故事》与《哭泣的骆驼》、高行健的《灵山》、黄宝莲的《暴戾的夏天》及虹影的《阿难》为主要研究文本,从华人传统的民族文化及华人在国外的实际境遇纵横两个方面出发,对这些创作于海外的小说的漂泊主题进行深度分析,认为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是海外华人无根状态的象征,是海外华人集体潜意识的产物。     

论杜威“教育无目的性”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受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约翰·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是它自己的目的.实际上,改良社会的目的一直潜伏在杜威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中,只是杜威巧妙地将其"改造社会"的教育目的与"教育除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教育目的融合在一起了.尽管杜威的"教育无目的性"思想有其固有的理论局限,也并非名副其实,但其内蕴的合理成分仍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营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