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人生悲剧原因浅析

钱谦益是明末一文人 ,以诗、文、史见长 ,且颇有成就 ,但他的兴趣却在官场 ,官场为政确非其所长 ,屡次受挫。明清朝代鼎革 ,他对新朝寄予希望 ,企图在新朝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他选择了降清 ,但作为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士人 ,降清后的内心自我折磨促使他很快辞职南归 ,然而 ,家居后的钱谦益不但没有解除内心折磨 ,反而因为东南地区是抗清中心 ,处在这种环境中 ,其内心的痛苦日剧 ,给抗清人士经济上的支持 ,但仍不能被他人理解 ,甚至不能被自己原谅 ,在悲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人性自私论与明末封建、郡县之辨

明末启蒙学者的封建、郡县之辨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以"公天下"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君主以公心治理天下,反对君主专制。二是以人性自私论为依据,肯定天下人的私心私利,进而将君主公心解释为满足天下人的私心私利。两种理论都可以推导出对封建制某种程度的肯定,不同处在于,人性自私论否认治权在君,不再寄希望于君主的个人道德,这就为明末的封建、郡县之辨注入了新的内涵。     

西餐如何入主京城

西餐刚到京城的时候要准确地说出西餐是何时进入北京的,已经很难了.据说,马可·波罗就曾在中国传授过西菜制法.明末,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带来"洋教"和现代科技以外,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洋人是怎么吃的.囿于当时的条件,那些传教士也不可能烹出真正的法式大餐、意式大餐.他们只能入乡随俗,以中餐为主;或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稍做改良,以适合自己的口味.因此,他们对西餐在中国的传播,作用甚微.     

好议时政之风与明末时事小说的兴起

明末士人好议时政之风导致党争激烈,时局更加动荡,为时事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增强了作者的创作勇气,强化了作者创作意图的政治意识;扩大了时事小说的读者群体;甚至出现了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时事小说作品。     

明末历局与西学东渐

明末历局的开设及其组织编译《崇祯历书》和引进西方天文仪器,使中国的天文学走上了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西方传教士也借进入历局参与修历的机会,得以深入宫廷传教,并使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在“南京教案”之后重新振兴。     

天学精神与儒学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明代嘉隆以后 ,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此时西方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 ,并参与了这场文化交流。由于相属异质的东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使得天主教文化的本质——天学精神在会通中国文化时 ,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择 ,儒学伦理因其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本位特征而成为天学精神会通的首选。但传教士们却把对儒学伦理肤浅的会通当作两种文化交流的基础 ,当明末反教儒士否定了这种肤浅会通后 ,这种潜在的不利因素也就迅速地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实在障碍。     

以羁縻论明末辽东之存亡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认识到辽东的重要地位,对辽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这一政策的行使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方面,在制约某个部族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另一些民族或部族的崛起,如女真族的建州部,直接影响了明末辽东的存亡,影响了明末时局,以至于后来成为取代明朝统治的新王朝,这是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李自成学拳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原名李鸿基。他为什么改名叫李自成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城派文章的代表性风格。     

“故宫男神”揭秘古钟表修复技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让气质儒雅的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网友封为"故宫男神"。前不久,王津受沈阳故宫博物馆的邀请,做客"沈阳故宫学术讲坛""名家大讲堂",为沈阳市民带来故宫古钟表修复技艺讲座,揭秘古钟表的修复。"作为明末以来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文物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库藏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类,是反映明清时期中国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重要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