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晋文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四

晋文公二年 (前 63 5年 ) ,晋侵伐、迁徙阳樊、原二国 ,取苏之温、州、陉、四邑 ,又取周之组、茅二邑 ;晋文公五年 (前 63 2年 ) ,取卫之五鹿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春秋霸主重耳形象探析

《左传》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也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杰出文学作品。本文通过书中的间接叙写和直接叙写两方面 ,具体分析《左传》作者在众多春秋霸主中是如何把重耳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春秋霸主形象的。间接叙写方面 :通过重耳与其他霸主、重耳与其异母兄弟、重耳谋臣与其异母兄弟之谋臣相比 ,见出作者的态度和倾向。直接叙写方面 :通过描写重耳十九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及其在流亡生涯中的成长、成熟 ,表明作者对受人尊敬的霸主的看法和理解     

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形成之时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 ,即《竹书纪年》之“西申”。南申都邑为楚所攻灭后东迁至信阳 ,后人谓之曰东申。骊山之戎即骊戎而非申骊与晋申 ,周宣王所伐之“申戎”为姜戎之别种而非西申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历史发展

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是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其由古罗马法学家创立,中世纪一度沉寂至罗马法复兴得以延续,近代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充分发展.20世纪后出现"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趋向,传统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发生动摇.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