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惠公

晋惠公并非一个庸碌无为的君主。晋惠公在位期间，晋国社会继续得到稳固 和发展。晋惠公许赂又背赂、作爰田、作州兵与和戎等一系列作为不仅为晋国的富强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并且为晋文公及其以后晋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我们 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给予晋惠公一个公允的评价。     

魏晋论说文文论探析

三国时期的论说文文论以谋求论说文独立的文学地位为指　向　。批评家们不但树立了“理”的旗帜来对抗“经”的禁锢，而且意识到了文采的价值和作家　独特的修养。晋代论说文文论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批评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得到　改进，人们或从“辞”、“理”兼顾的角度，或从形式技巧的角度，肯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　作品。同时，汉代以来的旧观念在上述两个时期与新的见解还有所交织。     

汉、晋琅琊地域郡制及户籍人口迁变考略

琅琊自秦汉以来便以其特有的地缘政治之优势受到历代朝廷之重视,由于史料记载匮乏,作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设三十六个郡之一的琅琊郡的户籍与人口的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刘邦建汉后琅琊作为齐国之东部屏障,加之其丰饶的物产、庞大的户籍人口数量以及特有的地缘政治特点,却越来越受到朝廷政治之重视.魏晋以来随着门阀士族政治的崛起,琅琊地缘政治之色彩亦更加浓厚,虽然因战争等原因琅琊之地域以及郡制不断迁变,但琅琊却因其地缘政治之优势一直受到朝廷以及世人之关注.     

从《左传》看晋国的文化建设

晋久霸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思想化的建设。晋思想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化的建立和发展，二是法制化的建立和发展。而道德化和法制化的发展，体现了晋化缔造们的远见卓识，他们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大批的优秀管理，从而,推动了晋国的发展，成就了其久霸中原的目标。     

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也谈晋方言的归属

李荣先生1985年首次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人声的方言从官话中分出称作晋方言.丁邦新、王福堂等先生不同意将晋方言分立为与官话平行的十大方言之一,只同意作为官话区的一支次方言.文章认为,首先要限定"早期"的时代,用早期的标准就可以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出.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仇富”是仇什么？

在当今的改革辨论中，颇有些人人喊打的既得利益者出来责怪大家“仇富”。然而，听听他们的讲话，往住让人想起“何不吃内麋”的晋惠帝。在中国．有谁恨姚明？有谁恨超女？有谁恨外企的白领？又有谁恨年薪不过3万上下的“富人”？张维迎和任志强举出的所有例证，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人“仇富”。恰恰相反．这些例子说明中国人尊重财富，尊重创造财富的个人。大家恨的是什么？大家恨的是一个大学教授．靠校外的“油水”，年收入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钱来得不清不楚，还出来给富人说话．     

安倍经济学由“欢腾”渐“冷静”

安倍经济学的利恰恰又是其弊。首先,日元贬值并未给日本贸易带来转机;其次,若要刺激消费,要解决如何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这一难题;最后,第三支箭的实施面临利益集团的阻挠。此外,安倍狭隘与毫不包容的政治作风,使得安倍经济学失败的概率高了几成。     

浅析杜预尊晋、远离朝政的心路历程

公元255年,经历了十几年未任用的尴尬,杜预迎来了自己的仕途第一份官职。而这份官职的背后,杜预走过的心路历程发生了系列的改变,最终促使其尊晋后又远离朝政。身怀抱负,但无人赏识。其父的从政遭遇,覆舟之戒,后车之戒;抓住机会,鸿鹄之志,岂能安于室下;从政道路,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