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一）

《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有“太祖”、“公”、“王”三变。建安元年（公元196）冬十月之前，曹操的官职均在三公之下，而且变动较多，如果以实际的官职来作称谓，纷繁的名目将使读者为难。此外，这些中低级官职，也与曹操作为曹魏王朝奠基者的显赫身份不甚相称。因此，陈寿便以《武帝纪》起头的“太祖”二字，即曹操后来的庙号称呼之。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自此开始史文改称“公”。在当时，     

试论曹操诗歌创作的英雄主义特质

曹操以命世之才,膺怀慷慨,雅尚诗章。他的作品阐发了对于当代历史的独特理解,表现出对于现实政治冷静的理性审视和深辟的历史评断。因此,他的“悯时伤乱”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具有深广的悲剧意蕴。这种面向现实,以理想、事业为内核的英雄主义同样也渗透在他以“年命忧叹”,“神仙幻境”为内容的诗篇中,学术界历来对这类作品颇多訾议,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曹操在政治上是拨乱世的豪杰,文学上也是反传统的英雄     

领袖人物不得不面对的“不设防”悖论

<正>真正考验团队领袖的难点,是既要防范成员,又要信任成员,在防范与信任之间恰到好处,做得不露痕迹。古代的团队一直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难题,就是"不设防"。从逻辑上讲,只有完全不设防,才可以全神贯注于事业。尤其是现代团队,成员间不设防是一个重要标志。马斯洛在论证自我实现者的表现时,阿吉里斯在论证组织学习时,都对此有相应的说明。尤其是阿吉里斯指出的"习惯性防卫"问题,正是     

论曹操智囊团

动荡的三国是造人才的温床，曹操智囊团在此时形成，是由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和有才之人的依附和时代的要求，此后智囊团员之间相互配合，在矛盾中调和，他们能够采取各种方法维持自身的生存，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政策来促进智囊团个体与整体达到成功，巩固了曹操在三国中的一霸的地位。     

“审己”与“知人”——从吉川英治《三国志》看中日曹操形象的分野

通过与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日曹操形象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正是出于日本民族"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曹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过滤中发生了变异。他们从罗曼蒂克式的诗人性格入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封建道德的束缚。"知人"以"审己",通过考察曹操形象在日本的流变,将为我们重新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本民族的经典。     

曹操、曹丕军旅诗之比较

曹操是汉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倥偬一生,身经百战,写下了不少军旅诗.曹操的军旅诗是曹操军事生活的反映,也是曹操战争经历的见证.曹操经历了汉末诸多的重大战争,如:中平六年(189年)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追击、收编黄巾军:建安三年(198年)擒杀吕布、陈宫;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大败袁绍军;建安九年(204年)攻克邺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战于赤壁;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的战马超、讨张鲁、伐孙权、征刘备等.     

我看毛泽东论曹操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对曹操情有独钟,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反传统的通说定论,给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不仅肯定曹操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而且赞赏他在政治、文学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对曹操诗歌更加偏爱,并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祢衡“击鼓骂曹”前后

"击鼓骂曹"是著名的《三国》剧中的折子戏,主人公是史称刚愎自用、恃才傲物的祢衡。祢衡字正平,东汉末年人,绝顶聪明又极其自大。建安初年,他怀揣一纸求见的名片来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镇),可四处打听也没有发现值得他求见的人,以致名片最后揉烂在自己     

论曹操在公文史上的贡献

曹操的公文以叙事为宗旨,带有鲜明的权威性、指令性,且篇幅简短,表述明确,指示具体,文辞朴实.曹操将公文与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从内容上渐渐区分开来,开始自成一家,对公文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论曹操诗歌中的怀古情结

曹操在乐府诗歌创作中常常引用古人事迹作为典故，表现出了一种怀古情结。根据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可以发现曹操的怀古情结是受到现实制约的。从对古人的追慕和反思中，曹操追求的人生价值是做一代霸主。而他对古人的追慕也表现出一种相对倒退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