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团干部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赋予了共青团事业新的历史使命,也为团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团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着工作资源不足、工作热情不高、工作创新不够等问题。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团干部的队伍建设欠缺、能力素质难以胜任、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要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党建带动、强化能力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做好"选管培输"等工作。     

扬长避短,做好隔代教养

新时代,需要新教育和新父母。2021年,本刊邀请全国政协常委、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分析新时代家庭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帮助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隔代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封建社会,这个现象被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掩盖,但是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含饴弄孙",还是反映了中国隔代亲情的其乐融融。在当代社会,随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瓦解以及女性走上工作舞台,作为祖辈的老人参与养育的程度加深,"隔代亲"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更为明显。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自我他者化：边地影像的诗学过渡与平等悖论

“边地影像”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纪录自身的非虚构创作。在朗西埃“可感性的分配”美学理论视野下，边地影像体现了题材选择的一视同仁和人性的解放，以平等维度的引入开拓了其艺术与政治价值。透过“自我他者化”的艺术操作，它改变边地的可感性的分配秩序。“客位视角”到“主位视角”和“参与拍摄”到“独立创作”的过渡所释放的乡野表达，成为评测其诗学力量的关键质素。同时，围绕“差异性”展开的影像再现常常导向“微小差异的自恋”,并在言语的过度中营造了某种“圣化构想”，进而使其差异政治悖论性地生成了新的可感性不平等。     

试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的专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专业干部队伍基础十分薄弱,不仅数量少,总体质量也不高,成为国家发展建设中的巨大瓶颈。为此,中国共产党迅速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其重要举措之一是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教育。这一时期干部专业教育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创办专业干部学校、紧紧依托高等院校、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和短期培训班等。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和大力推动,干部专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迅速提高了广大干部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满足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并且对中共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小说话语建构中的空间焦虑与故乡生命力场

在鲁迅故乡话语系统的建构过程中,空间焦虑是话语运作的驱动力。从离乡者的视角看,故乡因启蒙话语的渗入呈现出以吃人为内质的囚牢模式;从在乡者的视角看,则体现为人要进入群体中而不能的阻隔模式。鲁迅以此空间形式营造了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同时,空间焦虑也是话语主体的精神本质。以还乡、寻路的空间焦虑呈现着话语主体的分裂和整合。它实质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的言说形式。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几个问题

"浑言则同,析言则异"要根据语言的实际运用情况加以分析。有一个限定性义素不相同,可以是近义词,也可能是同义词。同义词形成的一个原因是一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词义相同的词进入到同一个语言系统中。反义词如果只是词义相反,而在语言运用中不作反义使用,就不是严格的反义词。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