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多措并举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践探索——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毕业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为应对毕业生"就业慢""择业难"等现象,安徽理工大学勇谋善为,把居"六稳""六保"首位的就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线上线下精准发力,主动出击联络资源,突出重点精准帮扶,创新奖励激发信心,开展就业"百日攻坚"集中推进行动,以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组合拳"为毕业生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刍议如何为领导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信息工作是企业领导的耳目，科学决策的参谋，解决问题的助手，联系群众的桥梁。信息工作人员要善于捕捉与收集信息、提炼与挖掘信息、优化和撰写信息，进一步增强办公室的信息服务能力，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