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原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既定事实。以《淮南子·原道训》、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原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四篇为主而联系思想史探讨古人的原道观,考察这种体用思辨影响中国文论的生成,在系统建构上存在着体用本末的思辨执着,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体现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三方面的特征。结合《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可以观察到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理论上体用兼顾保证上下圆融无滞,在操作层面上则警戒于坐论玄虚遂使以用为主,这联系于文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分离;在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性范畴三者间总呈现出以用为主、以体统用的表达特征;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则呈现为用归于体、预期于与智者对话而求得“秘响旁通”的言说机制。     

论王安石援道入儒的思想体系

王安石援道入儒思想体系,表现在体用合一、本末兼备的道论,无善无恶、性情合一的性论,万物废兴、自外在我的命论三个方面。王安石的儒学思想体系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新高度。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末”之议

人类社会经济的“本末”之议，自古以来声不绝耳。立何为“本”是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选择问题；而“本末”之争，为经济政策的确定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理论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当不在“末”位。本文认为，经济的“本末”总是具有历史的规定性，一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也就是一部“本末”对立矛盾的发展史，从“农为本”到“农工商”为本，再到时下的有些找不到“本”，历史地记录着人类的经济进步与某些偏误。从我们面对的市场经济世界来看，市场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商品是交易的唯一对象，因此，商品是可以作为当今世界里论及“本末”之题的基本要素。由商品的性质来看，现代经济世界里，“本”应当是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同时包括对于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形成的市场有着支持与促进作用的“大文化”类精神商品。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一类的人类“创新”商品，它自身形成了虚化的市场，同时，经验表明，它对于物质性商品和服务商品市场没有积极的支持与促进作用，不应当在“本”类商品范围，不应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论王符的经济思想

王符身居乡野却潜心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他的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本意识和务实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两汉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章士钊与“《苏报》案”

清末革命风潮,以1903年为一高峰,这一高峰的形成,又与《苏报》案的推动密不可分。作为《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与这次事件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往学术界虽有论述,但并不详尽。本文通过研读《苏报》和《苏报案纪事》等第一手资料后认为,章士钊入主《苏报》笔政后,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版面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迅速扩大,最后引发《苏报》案。章士钊之所以能够在《苏报》案中脱逃,主要受惠于俞明震,而俞明震之所以能够为章士钊开脱,同情革命、顾念情谊、事先规避及乡谊等因素均不能不考虑。事后章士钊编辑出版《苏报案纪事》,不仅为后人研究《苏报》案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对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陈师道的诗学观新论

关于陈师道的诗学思想,学术界过去主要讨论的是他对黄庭坚江西诗派理论的继承,这严重低估了其诗学思想的深度。在传统哲学体用、本末范畴的影响下,陈师道形成了自己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在诗人本质论方面,陈师道力主德本才末,强调诗人的伦理本质;对于诗歌的本质,陈师道标榜"吟咏情性";而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则又主张兴感寄托。这些内容构成了其诗学观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