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40年代蔡仪美学观的二重性

为了顺应20世纪40年代对美学合学科规律性与 合革命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性需要，蔡仪美学观 表现出“学科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它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和理论原则， 纵贯从文艺本质到文艺典型再到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整个体系，表现出合规律性的美学建构意 识；而另一方面则以合革命目的性为指归，因强调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正确性而陷 入了机械唯物论的窠臼，使“真理”接近了“谬误”。     

学术研究的自觉与创新——读《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

王船山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学者,不仅综罗百代,会通佛老,总结性地批判了程朱、陆王哲学,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学与湖湘学派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波及海外.对于船山学的真正关注,肇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迄今已经历一百多年,其研究趋向是在不断深入和发展.     

论我国古代朴素的旅游地理观

旅游行为的出现,并非从现代才开始,它们可以被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旅游活动出现最早,参加人数最多和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一直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读书人的一种渴望和追求,并将"行万里路"与探寻知识、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由于社会各阶层与旅行性质的差异,对不同类别的人的出游活动则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封建帝王及皇室成员外出巡幸天下,被称作"巡游"或"宸游";此外,还有士大夫阶层远途赴任离任过程中的"宦游";文人学士探奇揽胜过程中的"漫游";宗教僧道行踪不定的"云游";政客与哲人四处宣扬道德观念的"周游"等.在古代种种旅行和游览活动中,中国关于朴素的旅游地理论述广泛出现在诗词、歌赋、散文、游记、专著等各种古代文献中,文入学者们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有关各地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旅游文字记载.     

道家“善行无辙迹”理论的美学发微

建立在道"无"基础上的老子"善行无辙迹"理论,是对体道之行的过程和结果的本质标定。在美的创造和显现方面,无辙迹的善行主要体现为:道法自然——归根复命,循道之规律而行;朴素无华——不以一己之小巧斫伤对象之本真;大美不言——希声、无形、象罔求之。     

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中的辩证法

霍布斯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唯物论性质,因为他认为哲学应当以物质体为研究对象,并强调了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外部对象的感觉。他认为只有广延是物体的根本性质,并承认绝对静止,崇尚还原论,排斥偶然性,把世界和人都看作是机器,就此而论,他的哲学具有机械论的性质。但是他的哲学中仍然有许多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对物体、现象和影像的区分,具有物自显和认识发生的信息中介的深刻韵味;他关于必然性质、客观偶性和主观偶性关系的论述则强调了偶性既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又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他关于感觉器官向外的努力与对象向内的努力相统一而产生感觉的理论,则强调了认识发生的内外合和被主体认识方式所中介的辩证法思想;他关于主观空间、时间影像和物体性质与运动方式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深刻体现了物体性质通过形式转换而呈现,进而实现其观念标示的认识发生机制的辩证法思想。     

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自己人"是群众最朴素、最真挚的称谓,而能否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是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必考题。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成效如何,一条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能否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把夏天煲在粥里

当我们拥有过最璀璨繁华的东西,才懂得欣赏一碗粥的朴素。粥是个好东西,它味道鲜美、温润适口、营养丰富,实为养生保健的佳品。粥亦颇有君子风范,任何食物与粥为伍,立刻变得亲切温暖,让人百食不厌。中国人民自古就有食粥的习惯,古人深知吃粥能节约米粮,又可治病养生,古往今来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贫富,中国人爱粥者比比皆是。中国古代医书上有大量用粥作食疗的记载,桂圆粟米粥能补益心脾、养血安神,核桃粳米粥能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生姜大枣粥有温胃散寒、温肺化痰的作用……诗人陆游还是     

虚拟认识的哲学探析

伴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认识技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它的理解和解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哲学上被称为认识论的技术转向。这种转向的基本特征在于:强化了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技术建构作用,主客体之间出现了虚拟技术的不可分性;主体的认识途径——实践也可以表现为感觉上的沉浸。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而作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发生了思想上的变化,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1915-1916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1917-1920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1924年。在第二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化,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构想;在第三个节点上,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化,进而发展出中国道路的完备的理论形态——实践唯物论。这三个节点的变化表明,中国道路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从而也表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包含了近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同时也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还有贯穿于其中的哲学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坚持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