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杂言句式的作用

《诗经·国风》中不少地方用到了杂言句式,这些杂言句式保留了原创时的真实,灵活自如,极具节奏感,富有韵律美,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同时引进大量意象,场面丰富,诗作充满了想像力。从《国风》中遴选出的这些代表性的诗篇,句子的形式和诗章内容都颇具特色,挖掘其内在的特质,有利于我们探究杂言句式的根源。这些诗作中的杂言句,应是后世杂言诗的滥觞。     

鲁南风味早点糁汤

糁(sa),在文字上讲是用肉做成的汤羹。我查过字典,字典里不发这个音,但在鲁南地区都读作这个音。它的历史悠久,《说苑.杂言》中就有"七日不食,黎羹不糁"的记载。《礼记.内则》称:"糁,取牛、羊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     

重论韩愈“以文为诗”

概念的泛用与缺少诗艺谱系的回溯比较是目前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如果还原此概念内涵的建构过程会发现混淆评介宋人与韩愈"以文为诗"的话语拥有悠久的传统,"以议论为诗"即是一个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被发明"出的维度。以散句入诗的艺术手段代有传之,具体程式上则有着显豁的区别,考察韩愈采取何种模式创作杂言有助于揭橥其独特的书写策略与匠心,为沉湎于抽绎特点——对应举证式的研究提供被淹没的环节。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诗、词、曲之分途

诗词曲三者皆由歌唱而来,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形式、风格、意境方面的差异,归其原因,形成的时代先后有别,随风气转换、口语转型、曲调变化而发生变迁。汉唐文人佑作歌词通常采取齐言形式．是为诗。晚唐文人照民间曲子倚声填词,是为词。宋金诗人在据曲填词时模仿民间情趣与格调,写出浅俗直白、风格诙谐的词,是为曲。诗庄,词媚,曲俗;诗含蓄,词委婉,曲率直;诗真诚,词动情,曲调侃。从诗到词到曲,日益从对外在物象的描绘过渡到对人类社会的关切,从对自然的关注过渡到对人世的倾注,从对客观世界美感的把握过渡到对日常生活的感受。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

文学史研究者一般都视句句韵变隔句韵为中古七言体式转型的标志,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七古在杂言诗催化之下由句句韵变为隔句韵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鲍照对七古转型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早期七言单句成行的固有观念,解决了双句成行的结构和诗节的连缀问题,奠定了五七言和七言长篇歌行的基础。同时通过分析宋齐以后杂言的主流五七言和七言在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及其在节奏结构和表现感觉上的同异,说明了"杂古"归入七古的时间及其原因。     

《诗经》的四言句式与周代诗歌的四拍式节奏

本文在严格、详尽统计的基础上 ,论述《诗经》中四言句和杂言句的比重 ,从而认为 :《诗经》整齐划一的四言句式的形式 ,主要是受了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制约的结果。     

隋唐曲《杨柳枝》源流再探索

中唐以后兴盛的曲子《杨柳枝》,并非隋代旧曲,敦煌曲《杨柳枝》可能就是它早期的样式。白居易用七绝体的齐言形式改变了民间曲予原本的杂言形式,此后至晚唐,文人的《杨柳枝》辞一直延续了齐言体。五代西蜀《杨柳枝》辞的齐杂言并存,体现了其普遍趋新、不避俗的文学风气;南唐则只有齐言体,通常出自对音乐及长短句词不很热衷、文学观念较正统的文人之手;而以长短句词著称的作者如李景、李煜、冯延巳则基本没有《杨柳枝》辞,表明他们对于跟诗体接近的齐言歌辞常常有意回避,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以音乐为本位,在词的写作上较少受到诗学惯例的影响;宋人基本不再写作齐言体《杨柳枝》,而以杂言为正体,表面似乎回归到民间曲子的形式,实际成为另一种刻板,失去了早期以音乐为主体时所具有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