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诗歌关乎图征,还是象征——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学思想比较

试图剖析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学理念格格不入的原因,提出浪漫派诗歌内部在图征和象征上的巨大差别,以及考察这两种古老的艺术手段对浪漫派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贡献。     

柯尔律治“想象”观对德国古典美学的传承与改造

想象作为西方美学史上的核心范畴之一,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基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贡献,它分别承载了超验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两种意涵,由此开启了后世研究的基本路径。柯尔律治身为英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传承经验主义文化传统之余,适时对其加以改造,德国古典美学在此无疑充当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工具,其中尤以康德与谢林的想象观最具代表性。通过梳理其内在相关性并比较了两者之不同,意在彰显柯尔律治在发展想象学说的过程中做出的创建。     

论柯尔律治的有机论诗歌美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评论家,其美学思想独树一帜。本论文试图通过介绍分析柯尔律治的有机论诗歌理论,揭示其哲学观与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柯尔律治诗歌的生态思想

柯尔律治的诗歌具有极其的生态理念。柯尔律治在其诗歌中讴歌美丽的大自然,赞美雄伟的大自然,展现了大自然的宁静和原始状态,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与动物的和谐,人在自然中得到的无尽欢乐和享受。柯尔律治认为,自然是人类孤独的慰藉者。在他看来,接近自然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必然得到自然的恩惠,破坏自然的人必定受到应有的惩罚。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创作上的相互借鉴与异同——以《古舟子咏》和《退役兵》为例

1787-1798年，对诗歌的共同兴趣使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成为近邻，密切往来，相互借鉴，创作了奠定他们诗人地位的佳作。但由于诗人气质迥异和诗歌选材的不同，他们分别选择了超自然题材和日常生活题材，相似的诗歌中存在巨大差异。《古舟子咏》和《退役兵》就典型地反映了两人在诗歌上的共同探讨和合作，忧伤明智或欢乐明智的诗人气质与诗歌主题。     

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述

文章梳理了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基本观点,展示了柯尔律治对莎士比亚作品评论的独具匠心之处。柯尔律治"实践性批评原理"的提出,对"天才"、"诗性想像力"的分析,对"有机统一原则"的阐释,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评述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后人极大的争议。     

神学、哲学和美学的综合——柯尔律治《古舟子咏》简析

《古舟子咏》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书",是柯尔律治的代表作之一。该诗把各种超自然的情景在一种亦真亦幻的场景中呈现于读者面前。在创作中梦幻与现实交错,意象情景交融,神秘、怪谲、恐怖、朦胧,以及它的特重感性和音乐性,都给读者以强烈的美感。它还有着庞大的隐喻系统,复杂的象征结构,并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回到抽象的文本创造过程。     

象征与譬喻——柯尔律治诗学的神学意向

为了全面理解柯尔律治(Coleridge)对"象征"与"譬喻"的区分,并以此为契机揭示其诗学的神学意向,运用分层递进式的方法深入开展讨论,三个层面分别为:象征与天才,象征与有机统一,象征与道成肉身。旨在说明柯尔律治的"象征"观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神学观念是其区分"象征"与"譬喻"的终极根据;无限与有限、抽象与具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通过"象征"确立了联盟。     

西方近现代诗歌史上的“戏剧化”诗学

西方诗学中的“戏剧”美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抒情文学,赫兹利特、勃朗宁、叶芝、庞德、艾略特和布鲁克斯等英美新批评诗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抒情诗的“戏剧化”,主要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抒情诗主体“角色”化、“面具”化,间离自我或走向他者;二是吸收“对立”“冲突”等“戏剧性”美学精神,使抒情诗歌充满互相矛盾和异质的经验和情思。这些都旨在丰富后起建立的正统“抒情诗”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