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倪瓒逸民遗民心态变化论

本文从对逸民遗民的界定入手,研究了身处元末明初的倪瓒心态及思想的变化,从而廓清了倪瓒在元明易祚之际逸民遗民身份及心理变化。指出倪瓒的这一思想嬗变对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些遗民画家对倪瓒传承中的一种文化认同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

文章对蔡元培的教育方针思想作了回溯性的审视和评析 ,并给其以民初教育宗旨理论基础的准确复位 ,揭示了其与民初教育宗旨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为民国教育宗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民初苏籍译家群的生发及地域文化缘由

晚清民初在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译介和传播方面,苏籍译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具有家国天下的胸怀,为拯救民族危难、改善社会民生、启迪民智寻找良方.他们立志翻译事业,译笔间传达出对民族兴衰成败的使命感.基于史料的爬梳与总结,聚焦晚清民初时期典型的苏籍译家的译事、译著,审视他们的翻译贡献,并从地域人文传统的视角进一步窥探苏籍译家群生发的地域缘由.     

清末至民国日本对云南政局的影响

清末至民国,日本在云南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势力无法与法国、英国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一直没有机会在云南立足。晚清中国兴起的日本留学潮为日本进入云南起到了铺垫作用,开埠通商和滇越铁路的修筑为日本人员和商品进入云南提供了契机。同时,云南政坛中留日学生逐渐崛起,在军界、政界、学界、商界中占据重要位置,民国初年借助留日学生之力日本扩大了对云南政局的影响,积极派遣外交官、军事教官、工程技术人员,输出军事装备、工业技术设备、日用商品。     

清末民初绅士阶层蜕化表现及其影响

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较强活动能力的社会阶层,构成我国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封建社会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元化时代,绅士群体出现了激烈的分化,逐渐走向蜕化,绅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引起社会教化功能丧失、政治权利衰落、乡村社会衰败等负面影响。绅士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剧变的时代下发生蜕化,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     

清末民初英汉双语教学演变及效果考究

清朝末年,洋务派倡导洋务运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英汉双语教学便开始发展。双语教学对培养新型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正符合清政府意图通过洋务学堂,学习西方文化、技术从而改变自己积贫积弱的局面的要求。那么,双语教学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双语教学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双语教学到底又是如何发展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考究。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