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租界的报刊与传播控制

近代汉口新闻事业之发端与繁荣,与租界及租界特殊的传播环境有密切关系。开埠以来,外侨与国人在汉口的五国租界里创办了近百种报刊。租界内的新闻传播受到多方面控制:汉口租界当局的基本章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管理的条例;满清与北洋政府从多方面对租界内的报刊进行钳制;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亦常插手干涉。与上海租界相较,汉口租界的媒介与传播环境仍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南宁茶业商会会长蔡家雄纵谈广西茶业

“广西茶业的发展起步晚，规模小，眼别的茶业大省相比有很大的距离。云南‘普洱茶’、福建‘大红袍’、安徽‘黄山毛峰’、浙江‘龙井’……广西因没有叫得响的名茶作为代表，几乎淹没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但茶叶是广西的重要农产品，横县是全国最大的花茶产地，凌云县有西南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对广西茶业的现状，南宁茶业商会会长、南宁绿野茶业公司董事长察家雄如是评价。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融入视角下海外华人商会与同乡会之比较——以海外温州人为观测点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是浙江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截至2010年底的统计,温州有侨胞43万人,分布在131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蜚声海内外的＂温州帮＂。温州人向有＂抱团＂之习惯,海外温州商会近年来异军突起,与传统的同乡会组织相比较,两者有不少交集之处,但在兴起的缘由、宗旨和职能、会员和性质等方面,不同之处是明显的。厘清两者异同点,才能使同乡会和商会组织相得益彰,促进海外华人的融入当地社会。     

热烈祝贺深圳市普宁商会成立暨深圳市普宁商会投资控股集团同时启动

<正>2013年12月1号深圳市普宁商会成立庆典大会暨深圳市普宁商会投资控股集团正式启动仪式在深圳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黄兰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黄伟鸿,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原深圳市老领导李统书、庄礼祥、李友烈、姚欣耀,普宁市市长胡焕华等领导,以及代表深圳市60多万普宁籍各界人士共300多名嘉宾一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据了解深圳市普宁商会现有会员企业200多家,     

深圳市温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深圳市温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温商小贷”）是以深圳市温州商会为依托，由六家优秀的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小额信贷公司，企业注册资金12000万元，企业法定代表人邵华。公司于2012年5月7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服务办公室批准成立（批准文号：深府金小[2012]30号）。2012年5月9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式开始营业。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