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游牧部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这些游牧部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再到联盟体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的影响日重;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     

汉唐间宗族关系略论

汉唐时代盛行五世为界的小宗宗法,但五服之外,以宗族为单位的、各宗族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扩展,这种联系既有同宗诸宗族间的联系,又有姻亲宗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异姓别宗之间诸宗族的联系。宗族间的联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还伴随着时而可见的血族复仇。     

汉唐时期春节的饮食习俗

汉唐是由立春节向现代春节的过渡时期。它表现为两个演进过程：其一为节庆日期由以立春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正月初一为中心：其二为单一型态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型态的新年节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丝绸之路起点可分为历史起点和空间起点,应该肯定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丝绸之路开辟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唐间丝绸之路空间起点发生过迁移和变化.作为丝路起点城市的内涵,一般公认西汉时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没有争议,但东汉时丝路起点则延伸至洛阳,其时洛阳在中西交通方面的地位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多个政权对峙状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造成丝路起点的迁移和多元化,在一定时期洛阳、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发挥丝路起点城市的功能.隋唐时长安、洛阳成为帝国东、西二都,在中西交通方面各有优势,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有盛衰,共同成为丝路起点的明星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