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洲

另一种"用人不当"汉宣帝年间的颍川太守黄霸,管理地方很有一套,政绩全国第一。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黄霸被评为国家级先进工作者,汉宣帝在全国通报表彰他,并赐     

做好人生这道算术题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人生其实就像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中年以前做加法:当你呱呱落地,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随即你的活动就会不断增加,你的生活天地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浅谈汉宣帝的吏治整顿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宣帝中兴”正是得益于其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惩前世之失，安定民心；削弱权臣势力，固汉万世之业；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经济是其整顿的原因．以选拔培养良二千石为主．点带动县及中央吏治的整顿，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是其整顿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吏治整顿，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促进了官吏整体素质的提高．大批良吏在治国安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中作出了较大贡献，保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成就了中兴大业．     

蝶恋花

中国人有空的时候，就总在琢磨谁是中国酒量最大的人。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做了一个统计，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大法官于定国，说他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其他高手还有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汉朝的卢植是一石的酒量，魏晋刘伶的酒量是一石五三斗……     

丙吉:"问牛不问人"的名相

丙吉身为汉宣帝的丞相,日理万机.但是,作为一个贤相,还必须协助皇帝抓根本,从而制定出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政方针来.有一次,丙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因争道而发生的群斗.死伤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丙吉从那儿经过时却不闻不问.同行官员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他,只得陪同往前走.走到另一个地方看见有人赶着一头牛,这头牛走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吐舌头.这时,丙吉却让车子停下来,派侍卫人员问赶牛的人:"你赶这头牛走了几里路了?"     

古人是如何玩"自媒体"的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是,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汉代玩自媒体靠"打赏" 《汉书·王褒传》:汉宣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早在先秦时,中国的文化消费已初露端倪. 到了秦汉时,凭创作能力吃饭已不再是难事,能写的人在汉代很好混,"汉赋"的出现和兴起便是一个证明.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上封事制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

封事是源于汉代的一种密封奏章,上封事制度的产生与汉代中期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尚书机构的发展是上封事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汉宣帝与霍氏家族的权力斗争又是上封事制度产生的具体因素。上封事制度对汉代政治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弹劾权贵、对皇帝进行谏议、举荐人才三个方面。汉代封事易漏泄,保密性不强,责任多在于皇帝,因而上封事者多遭受政治报复,上封事制度有其制度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