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是否有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准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童恩正在撰写《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一文时,曾接触到《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成都已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兼之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所以,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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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向周边的扩张

<正>秦汉时代对外关系,应该可以分成两层:一个是抵御强大的北方游牧帝国——匈奴;另一个则是,秦汉中国如何与其他具有各自背景的族群相处。长城沿线族群的混合和重组匈奴本来只是北方草原上许多游牧民族之一。秦汉统一中国,在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高纬度,游牧和农业两大帝国长久对峙。秦始皇将战国时代北边诸国的长城,整合为"万里长城",秦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论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     

两汉开国皇帝的异同人生

刘邦和刘秀．一个是斩蛇逐鹿的草莽英雄，一个是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作为同姓同宗的刘氏杰出人物，他们共同缔造了400多年辉煌的大汉帝国，然而这两个开国皇帝却又有着个性鲜明的人生传奇。     

汉帝国西域屯垦与国防的战略选择

汉帝国西域屯垦战略的实施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与动力,背后所体现的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强大农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模式、政治理念以及文化的张力。随着考古资料的发掘,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汉帝国西域屯垦的运作体系与规模比较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具体到其重要性而言,屯垦区不仅与汉帝国西北疆域安全密切相关,而且还为汉军在西域的行动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屯垦区所形成的的军事据点也起到监视诸小国、占据战略要道、稳定西域局势等作用,是汉帝国对西域实行政治控制的基础。     

也谈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兼与汉帝国比较

中国与西罗马是古代世界两个类型不同的文明中心.它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思想意识、社会功能结构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使它们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产生了不同后果:一个解除了这种威胁,并将这种威胁远逐他方,迫使其向另一文明中心转移;而另一文明中心却在这种冲击浪潮中灭亡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文化的内聚力和辐射力要比古罗马文化更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