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研究述评

作家刘恒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中坚分子,其创作的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在当代文坛上曾激起巨大反响,并引起理论界的足够关注。本文拟从人性主题、创作方法、电影化想象、人物形象等方面对自九十年代以来刘恒小说研究的情况进行述评。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本文为微型作家论 ,是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界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的点评 ,以揭示他们在 9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 ,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性的特征。     

汉文帝二三事述评

汉文帝好问而且善问，他之所以赢得了“文景之治”的美名，就其个人因素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他的好问和善问。汉文帝被周勃等大臣拥立登基后，对周勃由敬畏之心到摆正君臣关系，有一个心态转化过程。这种人物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真实显露，最能让人看清人情世态。     

止谤的妙招

西汉文帝时期．大臣袁盎个性刚直，极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一个叫赵同的太监仗着文帝的宠信，不止一次地在皇上面前中伤袁盎。袁盎为此感到很忧虑。为了防止赵同继续说自己坏话，袁盎想出了一招。有一次，文帝坐车出行．赵同在车上服侍，袁盎突然扑通跪在马车前面说：“我听说能和皇帝一起坐在马车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可现在您怎么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呢？”文帝听了以后．笑呵呵地让赵同下车。赵同当时气得都流下了眼泪。     

古代的后妈不好当

<正>比起现在的重组家庭,古代继室讲究更多,有权力没地位,艰难地生存在元配与小妾的夹缝之中……在古代,没有女人乐意当继室,给多少钱也没用,因为继室跟元配的地位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继室"这个词最初是出现在春秋时期。诸侯的大老婆死了,一堆小     

《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军臣立为单于辨

关于军臣单于即位年代,一般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三年,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五年。经考证,上述二说不确,军臣单于当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徐广最早得出了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三年的结论,其根据不仅相当薄弱,且自相矛盾。从徐广引古本《史记·匈奴列传》可证传本《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之"岁"字当为"年"字的讹文。"后四年"就是汉文帝后元四年。从《汉书·匈奴传》亦可证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翰苑》军臣单于"立四岁"引自《史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引自《汉书》的可能性。     

试析汉文帝优容诸侯王的真正原因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对诸侯王优容有加,主要有汉初的社会经济和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两大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汉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汉文帝本人的个性特点造成了他对诸侯王的优容甚至纵容,使得诸侯实力得以逐渐增强,终于威胁到中央集权。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平民的幸福及其限度——论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刘恒凭借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成为第三代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小说通过苦难叙事显现了以张大民为代表的底层百姓身上所具有的民间韧性。这种在世俗中努力生存的智慧,正是传统京味生活艺术的体现。不过,在张大民对待生活的态度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东西:乐观、知足、韧性的前提,是对有缺陷的现实生活和物质限制的忍受与屈服,甚至也包含了对社会不公平的妥协。     

蜀郡严道铜山与文帝政局探微

秦汉之际，蜀郡严道铜山是全国闻名的铜矿采冶地。汉文帝将铸币权放归民间，而后赐其宠臣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使得邓通铸钱与吴王刘濞铸钱一样流布全国。这个看似任性的帝王行为，实际上是文帝与吴王刘濞斗争的重要棋子。在政治上，它缩小了吴汉矛盾被挑拨的空间，降低了吴王的反叛势力聚集力度；在经济上，它为汉廷中央赢得了与刘濞至少同等的战争物资汲取力，同时为未来的武力削藩积累下巨额财富。其手法巧妙含蓄、迂回曲折，符合文帝的削藩风格，是文帝巧妙削藩的又一力证，从中也可一窥当时西南铜矿资源对帝国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