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晋墓葬看河西走廊砖拱顶建筑技术

西汉时期,当砖拱顶技术面向帝国各地推广传播之际,地域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促使河西走廊成为了较早接受先进技术的地区之一。后经东汉、曹魏至五凉时期发展,砖拱技术仿木构建筑的倾向愈发明显,手法渐趋成熟。然而,它也阻碍了新兴拱顶技术的引入与采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仍能针对戈壁绿洲特殊的自然及人文背景,进行相应的变化与调适,从而形成了独具地域建筑技术之特点。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