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失落与追寻——简论汉末男性诗人的女性同构心理

汉末男性诗人以女性为情感载体来抒写自我生命痛苦的写作用意,应与他们的处境和心态密切相关。在混乱的政局中经历了期盼、失望、绝望的心路历程之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与女性心理同构的新特点。这恰恰彰显了汉末男性诗人摆脱心灵困境时的自我突围意识。     

汉末三国魂瓶图案民俗意蕴探微

魂瓶是汉末三国时期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之一,是当时民间寄托某种期望的神圣场所和民俗文化空间.它的图案形象地的反映出当时灵魂信仰的演变过程,映射民间信仰与佛教的融合的现实轨迹,也表明佛教在汉末三国某些区域已相当流行并渗透到民众的灵魂世界和丧葬习俗.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汉末儒学衰微与文体的变革

汉末各种文体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规律,几种主要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出现文风反向逆动的情况,它们与儒学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而且可以加深对发展中的江陵城的认识。     

古代六言诗研究

六言诗起源于民歌和《诗经》、楚辞,产生于汉末,成熟于唐,发展于宋.在各种诗歌体式发展演变、交错升潜的汉末魏晋时期,六言诗未能成为主流诗体,从此在诗史上沉寂下来.六言诗体未能盛行,有几个原因:音节死板,难写难工,诗体与时代精神不相契合.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