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之意识形态评析

和平理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构成汪伪政权意识形态的主体。而汪伪投敌初期所使用的所谓和平理论、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都逐渐成为日本侵略理论的注脚。汪伪虽然标榜承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日本的侵华理论及政策,需要根据日本方面策略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强化

“以华制华”是日本侵华过程中采用的一个基本方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一步有所强化 ,其核心在于通过建立傀儡政权、组织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掠夺战略物资等方式与手段 ,配合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德国承认汪伪政府始末

汪伪政府成立后,承认汪伪政府问题成为中德日三角关系中一个新的变数和敏感变量。日本把敦促轴心国盟友承认汪伪政府作为要挟德国的一个重要砝码,德国则将之视为在东亚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希特勒德国在承认汪伪政府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克制到动摇再到最终承认的曲折过程。     

汪伪政权与新民会

对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性质的争论,是中日战争史研究上一个较大的焦点问题,但是,对以汪伪政权为代表的傀儡政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支配结构的内容和实际状况的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从汪伪政权追求政治独立的角度谈论汪伪政权和新民会关系的专门研究到目前为止更属凤毛麟角。本文旨在对汪伪政权性质的研究提供新的观点,并围绕汪伪政权的成立与华北的特殊性问题,阐述了汪精卫与日方的对立,新民会与东亚联盟间的矛盾与对立,以及汪精卫及其追从者与日本当局及既成亲日政权间的权力斗争,同时有力地论述了以“政治上的独立”形式表现出来的汪精卫政权的建立构想是如何得以进行的,指出最终只能必然导致失败。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汉奸周佛海的多变人生

周佛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客,以势利多变而著称。早年,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1938年,他追随汪精卫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头目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又背汪投蒋,成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周佛海1897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回湖南沅陵老家居住。1917年,他东渡日本留学,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思想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0年暑假,他从日本回家乡探亲,滞留上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主编…     

三个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的确，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一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1940年代南京汪伪统治时期古体诗词的回潮

南京是古典诗词传统深厚的地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次复古的潮流都是在南京发端的。1940年代汪伪统治时期古典诗词再次出现繁盛,汪伪政府凭借政权力量支持了这一复古的潮流,一时间雅集不断,专门刊登古典诗词的刊物得到政府财政的扶持,汪伪高官在骚坛吟咏,集合了大量的诗人词客,可以说这是古典诗词在民国时期的文学公共空间的最后一次回潮。这一古典诗词的回潮在美学的基调上是以哀凉为底蕴的,这种人为的繁荣也是难以为继的。     

八路军接收首架起义飞机始末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权的"建国"号专机从扬州起义飞向延安,成为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起义飞机。领导这次起义的是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和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这次起议,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