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

本文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就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中晚唐河朔藩镇在社会流动方面呈现出重才干而轻家世的趋势.河朔军事精英的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河朔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军事训练受到重视,武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但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河朔访古记》的比勘研究

元人廼贤所著《河朔访古记》,今存多个版本,皆源自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残本,其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比较重要的两个版本.两种四库本由于抄手和所据底稿的差异,存在大量不同之处,可分为字体不同、文字不同等几个方面.通过对两个版本逐字逐句比勘,可知文津阁本校上时间较早,是较原始的本子.文渊阁本校上时间较晚,是修改后的本子.两种四库本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可偏废.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河朔少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北朝时期河朔民俗的变迁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河朔地区具有"尚儒"之俗,但据现有史料,河朔地区的这种风俗是在北朝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与汉代相比,北朝胡族统治者的尚儒,使河朔地区进入尚侠与尚儒之俗共存的民俗发展阶段,河朔地区儒学人才的州郡分布与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朝是河朔民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论燕赵文化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清鼎革之际崛起于燕赵大地的诗歌流派。燕赵大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彩的自然景观所构成的统一的文化环境,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熔铸了该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特征,使其以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清初北方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

本文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

唐代藩镇是古今中外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唐代藩镇的几种研究模式有:藩镇跋扈说、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类型)论、藩镇的社会基础论、河朔藩镇的胡化说。这些理论模式无疑推进了唐代藩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代藩镇的不同面相。应该把传统学术和现当代学术联系起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出唐代藩镇的研究模式,展示唐代藩镇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孔。进入新世纪以后,唐代藩镇研究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要使唐代藩镇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就必须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观察唐代藩镇,会使藩镇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河朔地区在中古时期政治军事形势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河朔藩镇的个案研究学术积累深厚;藩镇内部的官僚体系进行等第的划分也有了可能;大量的墓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并集结出版,提供了资料准备。因此,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唐代的河朔藩镇,已经初具条件。     

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

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祔墓志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中晚唐河朔藩镇的内外斗争,使得他们北走河朔之后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只是一个个案,李仲昌的仕历、婚姻以及死因之谜展现的正是唐中期以来处于变动中的河朔地方社会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