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视阈下双边口译员翻译行为研究

双边口译员的角色或立场描述已从传统观念认为的"隐身""传送带""管道"等转变成"显身""交际促成人""文化斡旋人"等更为宽泛的解释.究其原因,前人所做的研究大都以译员角色为载体,从目的论、话语分析或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进行分析.文章则试图以翻译行为为载体,结合口译案例,从话语权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释,研究结果表明:译员对交际目标的把握是保证话语含意推理正确的关键,其推理结果会产生不同的翻译行为,包括语义行为、语用行为和功能翻译行为.     

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的服务业言语交际研究

从Austin言语三分说、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三个方面阐述服务业言语交际现象,继而从会话含义的动机因素、合作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个方面对上述现象进行梳理.其目的是使言语交际的双方能看对象、知语境、讲实效,做到善听善说善解,促进国际服务业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言语行为理论下公示语语用翻译策略研究

探究公示语言语行为以言成事的语用翻译策略，构思出言语行为的多元框架结构，展示语用理论对公示语翻译策略的动态阐释力。     

北京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群体,从流动过程到聚居区形成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总体来说,是一种非融入式的社区生活。笔者以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目标人群,以其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和特点,并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