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的档案意识

清初史家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档案意识 ,他们身体力行地从事着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 ,为清初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更正

在湖湘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湖湘诗人，酿就了中国诗坛千红万紫的春色。人们看到，诗人们以自己饱满的激情和独特的诗情才气铸就的阕阕词章，为我国古今诗坛增光添色。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介一些湖湘诗人的作品，以飨读者。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     

论清中叶岭南二家山水诗

清代中叶黎简、宋湘齐名岭南诗坛。二人之生活履历、态度、价值观多有差异，其山水诗之题材、意蕴、风格亦极不相同。但是黎、宋创作皆反对拟古，勇于创新，从而自成一家，并共同构成了清中叶岭南山水诗的主要风貌。在清代岭南诗史上，黎、本上承清初岭南三大家，下启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     

卢见曾幕府与清代中期扬州诗坛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在任时以爱才好士著称,幕府宾客众多,极一时之盛.卢见曾以其幕府为核心,广纳贤才,结交文士,鼓扬风雅,鼓励并影响着文人雅士的创作,幕府的宴集活动为其赢得了名声,使其成为了乾隆中期江南地区的文坛盟主.卢见曾幕府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扬州诗坛的繁荣,同时也影响着清代中期扬州诗坛风气的转变,促使扬州诗坛向“雅正”复归.     

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清代乾隆、嘉庆之交,在性灵派思潮的鼓荡下,诗歌写作明显形成一种强调自我表现而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由反对模拟进而漠视古人和传统,强调自我表现的绝对价值,以至于放弃独创性概念。被视为性灵派后劲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正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的诗论清楚地显示出性灵派走向极端的趋向。     

清初实学之风与《孟子师说》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和知识的关系也随着学风流变的转向出现了变化。在反对明末腐朽学风的思潮中,涌现了一批批判理学末流、重新阐释儒学经典,旨在经世致用的哲学家及其著作,黄宗羲与《孟子师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现拟从实学角度看《孟子师说》,意在阐述清初实学之风和《孟子师说》的关系,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在《孟子师说》中的体现。     

冯溥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己未博学鸿儒科后的万柳堂雅集为观照

清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后,冯溥以万柳堂为载体,以宴饮雅集为形式,倡导“宗唐”的“盛世清音”创作,借由诗坛唱和整饬和引导康熙诗坛的走向.在冯溥的积极干预下,“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复归,清雅平和的诗风重新占据了主流,“盛世文治”全面展开.     

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

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满清政府所采取的用人政策,促使清初"贰臣"大量出现,且直接影响着贰臣文人的生存境遇.这种身为贰臣的身份际遇,以及世代传承的儒家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贰臣文人人格心态矛盾复杂,其创作较之其他群体作家亦自具特色.     

道咸年间京师诗坛对山谷诗的接受

山谷诗在清道、咸年间的京师诗坛受到普遍推崇。师友间的辗转传授和相互影响推动了其广泛传播,而程恩泽和梅曾亮的作用尤为突出。诗人群体虽有宗宋与宗唐之分,但对山谷其人其诗均有赞誉。他们深契于黄庭坚挺立"不俗"的道德人格和潇洒物外的风神,并本于不同的诗学立场论列其诗作的艺术特征和渊源,进而肯定他在诗史中的地位,对山谷的诗学批评与创作也有引申和借鉴。这一现象既是乾嘉以来诗坛推举山谷之风气的延续,亦不乏现实针对性,即纠正性灵诗风;向后则开同光体之先声,成为诗学风气转变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