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与民国初期相比,福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在职能发挥上更为自觉,民间经济组织成立的数量也更多,近代工商业发展速度更快,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慢于清末,且在全国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既得因于民国成立后福建地方政治分裂,也与福建缺乏大型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与大额资金扶持,沿海地区对内陆的辐射带动力不够等先天条件不足相关。     

民国初期妇女的公民权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标榜“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并没有给其同盟军——资产阶级妇女以平等的权利,这正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实质,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段的政权,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权。     

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 ,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初步重建 1917- 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 ,并通过考察此后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来验证反缠足努力之成效 ,希望能对整个近代四川不缠足运动的大致进程有更为连贯和全面的认识。与过去“军阀落后”的既定认知相反 ,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缠足问题比较关心 ,其禁缠足努力比较积极而且持久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