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灾荒与社会紧密联系,灾荒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而社会对灾荒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嘉道时期灾情严重:一是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二是东南各省灾害发生频次增加,三是特大灾害频发。为此,政府实行荒政,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可见这个时期救灾特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关联,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     

赈灾方式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清末苏州府民间赈济为例

清代的赈济制度越发完备,但很多制度仅流于纸面,各地执行力度不一,赈济方式也不一样。清末江苏省的饥荒越来越多,政府应顾不暇,民间赈济则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府的民间赈济措施依地域差别呈现两种类型——依托恒产的常规赈济与有针对性的临时赈济。说明即使在一府之内,也会因为各县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出现不同的灾荒应对方式。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试论清代宁夏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成因

清代宁夏地区是全国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灾荒的发生有其自然成因,但社会成因更为主要.环境破坏、粮储不足、腐败、战乱等社会因素使人民丧失了抵抗灾荒的能力,人民饥馑潦倒,政府财政窘困,最终导致灾荒频发.     

近代赤峰、通辽地区的灾荒研究

近代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引发的灾荒层出不穷。这其中既有明清“小冰河期”结束时候的气候因素，也有着上述两个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所导致的因素。由于赤峰地区和通辽地区二者在气候、地理、文化等方面都非常类似，所以二者的灾荒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二者亦有一些明显不同。     

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政府的灾荒救济——以1929年浙江灾荒救济为个案的考察

1929年浙江的灾情与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均颇具代表性。1929年浙江灾情严重,为此浙江政府建立了相应救灾组织和规范、开展了防灾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灾后救济措施。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但是救灾成效仍然有限,这主要由浙江政府本身的积弊所造成。     

徽商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备荒盐义仓的建设,以及灾中和灾后的救荒工作,为江淮地区荒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徽商参与明清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呈现出时间、空间和内容上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而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与徽商供给江淮地区荒政公共产品中"利他主义"之面纱下的"利己主义"驱动有关。徽商不吝赀财地向江淮地区有选择、有重点地投入荒政公共产品,一方面有利于屡遭灾荒袭击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进入官绅阶层、实现在侨寓地的土著化创造了条件。     

民国时期河南灾民考察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仍,出于当时河南普遍的经济贫困加之民国河南政府救灾不力,频繁的灾荒给河南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人口灾难.水灾具有突发性,它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而持续时间长,致灾面积广的旱灾导致的河南人口损失更为惨重.灾荒使大批人口死亡,使更多的灾民流亡.灾民的流动具有一定的特征:在流向上一般表现由农村流向城市、省内不同区域间流动、迁移,流向外省三种基本特征;同时灾民的流动还具有盲目性、集中性和保守型特点.在灾民的流动过程中,一部分灾民沦为土匪、乞丐,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灾民的流动也对全省乃至全国的人口密度区域平衡调配及对于流入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那彦成的荒政保障建设——以嘉庆十五年甘肃灾赈为例

嘉庆十五年,甘肃发生大面积旱荒,灾民情状可怜,社会情形不安。时任陕甘总督的那彦成遵循赈恤民瘼、以纾民力的救荒思想,积极配置赈济资源,构建吏治防腐机制,使得荒政卓有成效,深刻反映出官员的实心实力是荒政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研究那彦成的荒政保障建设,可推进清代甘肃荒政研究事业的前行,也可资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