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沧浪诗话》的诗歌语言观

严羽的诗歌语言观与他诗论的整体思想是协调合拍的。他重视诗歌的音节,强调"一唱三叹之音",推崇诗歌音韵的抑扬顿挫的特点,反对押韵必有出处,反对和韵和俗韵,反对因韵害意,同时也批判了江西诗派"以文为诗"的倾向。在用字方面,他强调字眼,要求除俗句,用字不必拘来历,体现了他复古创新的诗艺追求。在句法方面,严羽继承前人的思想,要求参活句,重视诗的起结,要力避俗句和语病、语忌。在言意关系上,严羽要求言能达意,言意为一,在此基础上透彻脱洒,从而使诗歌获得空灵剔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关于宋明命妇服饰的简单探讨

命妇服饰作为中华服饰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过多探讨。关于宋明服饰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传承关系,而对其传承与发展则较多忽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国人的关注。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英汉思维方式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思维方式对语言的结构有哪些影响?本文从形合与意合在句法上与章法上的不同表现,论述了英汉两种语言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并通过实例归纳出一些具体做法,供同行进一步探讨。     

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新编撰四川方言志语音志存在记录方音体系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 ,以及方音特点未得到记录等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到方言志的价值。问题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可通过六表完备和协同配合加以解决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诗歌翻译"三美"之探索--评王佐良译《西风颂》

本文试图根据许渊冲的“三美论”,分析王佐良译的《西风颂》在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三方面的得与失,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诗歌翻译的“三美”,以期对诗歌翻译能有所启发。     

英汉句法的比较和转换

英汉句法存在三种最基本的差异 ,即树型结构和线型结构、形合法和意合法以及句子界线的差异。在此基础上 ,着重介绍英汉互译过程中的三种转换方法     

水墨山水中的"言""象""意"

中国画水墨语言极为丰富 ,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外化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反映在传统的水墨山水画中 ,则深化为“言”“象”“意”的高度统一。“言”为山水画的笔墨形式 ;“象”是通过笔墨所再现的物象 ;“意”则是山水画表现的意境。三者层层递进又融贯相通。对于三者关系的把握 ,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水墨山水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