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的“历史理性”及其当代启示

19世纪下半叶,通过对"历史理性"的康德式的批判,狄尔泰试图为精神科学提供认识论基础,以解决历史学派和抽象理论之间的冲突。他的工作对于我们当前反思和超越后现代史学理论,塑造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诠释学的源流与精神特质——洪汉鼎先生访谈(上)

黄小洲:关于Hermeneutik的词源学问题,您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一书中说,这个词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这个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向人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而Hermeneutik就包含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思,它是一种语言转换工作,化陌生为熟悉.到目前为止,您还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归结

伽达默尔通过对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的批判,为建立自己的哲学诠释学寻找到了内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的诠释学在理论上的三个归结。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狄尔泰生命哲学及其当代教育意义

生命问题是狄尔泰一生思考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生命是一种人文现象,强调生命的历史性和目的性,主张生命以体验为基础,并分析了生命的表达方式.而生命是当前教育的主题词和关键词,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提升和完善人的生命.因此,重释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自然会对我国的教育发展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文化哲学

斯普朗格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人的生命形式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人的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一方面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从认识论研究的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落到了实践的层面上,进入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研究。这些都使他在文化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对生活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对生活形式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的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解释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刍议解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

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分别是狄尔泰解释学认识论转向与海德格尔解释学本体论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此在解释学”开拓了新的思维模式,在解释的对象、条件、方法（原则）、目的、结构等要素上另辟蹊径,就连传统解释学的难题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说法。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既批判德国历史主义缺乏认识论基础,又反对法国和英国实证社会学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社会历史实在从而歪曲历史的做法。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旨在为历史哲学奠定认识论基础,把历史定义为记忆,探寻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追问历史的意义。由于在主要问题上与黑格尔、萨特和福柯等人存在着歧异,狄尔泰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历史的崭新维度。     

从人文科学地位之确立看西方解释学的发展

解释学自身的发展同人文科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与时俱进 :西方解释学历经从方法到方法论再到本体论的三个阶段 ,并实现了从人文科学的辅助性学科到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转变。该过程贯穿着对人文科学本质的反思 ,以及从理论上对地位的重新确立 ,这构成了解释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驱力之一 ,敞开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西方解释学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