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王稼祥对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方针的一些基本问题,王稼祥提出:世界战争"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应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战后世界和平运动应予以适当的评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在对外斗争方面,不宜树敌太多,应约束与缓和某些方面的斗争;在对外援助方面,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

193 8年 3月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重要事项的缘由。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 (一次书面报告 ,一次口头说明与补充 )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功绩。由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案》和《决定》以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 ,既在政治上肯定了以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正确 ,又在组织上明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 ,对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有重大作用。本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成文时间专门加以说明 ,厘请党史学界长期以来以讹传误的说法。     

同朱洪《斯大林与中共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的分歧》商榷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角色科穆纳尔即王稼祥的材料,对朱洪《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有没有分歧》一文提出商榷,并剖析了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深层次原因.     

论王稼祥对东北城市工作的探索

上世纪40年代末,王稼祥开始主持东北局的城市工作。在这一期间,他对新解放城市如何稳定秩序、发展经济、推进政权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从而有效地指导了东北城市工作的开展,也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弼时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毛泽东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任弼时远在莫斯科,并未与会。然而,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与任弼时的工作分不开的。毛泽东所提及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正是任弼时努力争取到的。     

平凡出伟大——邓小平（中）

长生口之战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三个"三人团"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过程中,曾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先后出现了三个"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开始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一般称"最高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开始后不久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结成的"三人团"(一般称"中央队三人团"),另一个则是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团"(一般称"三人军事小组"亦称"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谁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叁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     

王稼祥缘何未被写入《西行漫记》

祝捷大会上不幸受伤 《红星照耀中国》即《即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作为当时第一个秘密寻访苏区的外国记者,他在书中用细腻的笔触写到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领袖人物,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徐海东等,多达几十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试论王稼祥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王稼祥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排除"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参与领导了宁都起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力助邓小平复出,同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探索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中央苏区的扩大、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