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所等发起中国人口问题高层论坛

2006年2月8日，“第四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咨讯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资讯会的会议主题是“关注老龄人口，挑战银发浪潮”。此次会议将深入探讨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宣传21世纪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读易富贤《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自2000年人口普查以来,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是人口总数与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其中,有很多疑点.易富贤的<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质疑.     

城市化率上升背景下低生育率常态化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最迅猛的30多年,伴随的是中国的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对低生育率的分析多种多样,本文则是通过城市化发展的视角,分析城市化下住房、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经济压力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城市化不是影响生育的直接原因,但是城市化的发展与低生育率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城市化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低生育率将是常态化的社会现象。     

农村养老制度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研究述评

自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将养老保障制度与人力资本积累相联系进行研究成为社会保障、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均表明，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我国目前理论界直接对养老保障制度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的尚属少数。因此，关于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发掘。     

人力资本、生育率对江西农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6—2014年数据

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已是众多学者的共识。在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及有利于这一条件形成的农民家庭生育率选择的改变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江西省1986—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构建VEC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生育率对江西农业发展的动态影响。     

经济新常态、“全面二孩”政策与生育率波动——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的分析测度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育率的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率的波动状况。研究表明:(1)包含生育率的RBC模型,对生育率的顺周期性和反周期性都具有解释能力,育儿的消费成本系数较高时,生育率呈现顺周期性特征,反之亦然。(2)考虑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生育率的反周期特征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会有所提高,尤其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会有明显释放;生育率的顺周期特征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在整体上不会提高,反而会继续其下滑趋势。(3)"全面二孩"政策对育儿的消费成本形成向下的冲击,能够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周期性波动,但效果并不显著。从长期看,生育政策调整后总体的生育率水平不会明显改变。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下的农业技术进步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口生产发生了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明显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加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